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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段论据，那人荷马的一句诗；他认为这学问既然装在他那些人的脑袋里，也就是他自己的了，正如有些人的才智存在于他们豪华的书房里一样。
我认识一个人，当我问他知道什么时，他就问我要了本词典，如果他不马上查词典，弄清楚什么是疥疮，什么是屁股，他是不敢对我说他屁股上长了疥疮的。
我们只会死记硬背别人的看法和学识，仅此而已。可是，也得把别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呀。我们活像书中讲到的那个取火者：那人需要火取暖，就上邻居家借火，发现那里有一堆旺火，他就停下来取暖，却忘了要取火回家。肚子里塞满了食物，如不进行消化，不把它们转化为养料，不能用它们来强身健体，那有什么用呢？卢库卢斯投有打仗的经验，通过读书变成了伟大的将领，难道可以相信他是像我们这样学习的吗？
我们总是扶着别人的胳膊走路，致使我们的力气丧失殆尽。想要为不怕死找些道理来武装自己吗？就去向塞涅卡借。要想找些话来安慰自己或别人吗，！就问西塞罗去借。假如我们有过训练，就可以自己想出安慰的话来了。像这样讨乞来的有限的才能，我是十分厌恶的。
即使我们可以凭借别人的知识成为学者，但要成为哲人，却只能靠我们自己的智慧。我憎恨对自己并不聪明的哲人。
因此，恩尼乌斯说：哲人的智慧不为己所用是毫无价值的。——西塞罗
假如他贪婪、虚荣，比欧加内的羔羊还要软弱。
光获得智慧是不够的，还要会用。——西塞罗
狄奥尼修斯固讥笑研究文学的人只注意了解乌利西斯的痛苦，却无视自身的不幸，音乐家只善于给笛子调音，却不会调谐自己的习惯，雄辩家只研究如何讲好，却不研究如何做好。
如果我们的思想不健康，判断力不正常，我宁可让我的学生把时间用来打网球，那样，至少可以使身体变得矫捷。瞧他学了十五六年后从学校回来的样子，竟然什么也不会做，你从他身上看到的，仅仅是他学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后比上学前多了些骄矜和傲慢。他本该让思想满载而归，却只带回来浮肿的心灵，不是变得充实，而是变得虚肿。
这些教书先生，正如柏拉图对他们的同类——诡辩派哲学家所说的那样，是在所有的人中保证要最有益于人类的人，可是，在所有的人中，就数他们不仅不能像木匠或泥瓦匠那样，把人们交给的任务做好，而且还会做坏，做坏了，还要别人付报酬。
普罗塔哥拉给他的弟子立下规矩，要他们或者按他定的价钱付学费，或者在神殿起誓，说他们高度评价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以此作为对他辛劳的报偿。我那些学究如果跟着我做实验，按照普罗塔哥拉的规矩办理，他们就会大失所望。
我用佩里戈尔方言把这些学究戏称为《lettre…ferits》，正如你们称之为《lettre…ferus》，这就是人们说的，他们被文字的榔头打了一下。说实话，他们常常堕落到竟至于失去了常识。农民和鞋匠按照自己的方式，简简单单，朴朴实实，知道什么就说什么，而那些学究，因为想同浮在他们脑袋表层的知识对抗，越是这样，就越陷入尴尬。他们有时也会说出一些漂亮的话，但需要从别人那里借来。他们熟悉盖仑回，却一点也不了解病人。他们已将你的脑袋填满了法律，却仍找不出案件的症结。他们对一切事物的理论如数家珍，可没有一人将它们付诸实践。
我的一位朋友来我家里，为了消磨时光，我见他和一位学究辩论起来。我那位朋友模仿晦涩难懂的隐语，把没有逻辑的词拼凑到一起，不时地塞进辩论需要的词语，就这样，他和那位学究辩论了整整一天，那学究还总以为对别人的异议作了辩驳哩。而那位学究还是个名声很响的文人，有一件漂亮的长袍；
你，贵族，后裔，从不把眼睛朝后面看，当心背后有人嘲笑休。——佩尔西乌斯
谁要是把遍布各地的此类学究作一仔细研究，就会像我那样发现，他们往往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也听不懂别人说什么。他们的记忆装得满满的，可判断力却是空空的，除非他们天生有与众不同的判断力。图纳布斯就是其中一饲。他是个丈人，没干过其他行当。我认为，他是近千年来最伟大的文人，然而，除了穿长袍、外表不善客套之类鸡毛蒜皮的小事外，他一点也没有学究气。他厌恶那些学究对扭曲的心灵比对长袍更能忍受，厌恶他们只凭行礼方式、仪表和靴子来判断一个人。因为从内心看，他是世上最有教养的人。我常常故意和他谈一些他不熟悉的事，但他领悟得很快，并作出正确的判断，似乎他从来就是打仗和治国的行家里手。
这是一些极其优秀、非常了不起的人，善良的提坦用优质泥土塑造了他们的心。——尤缝纳捌斯
他们接受不好的教育，却出污泥而不染。然而，我们的教育仅仅不使人变坏那是不够的，应该使人变好。
我们有些最高法院在招收司法人员时，只考察学问，而另一些法院还加试判断力，让应试者判决一桩案例。我认为后者的做法比前者更可取。尽管学问和判断力都不可或缺，两者应该并存，但事实上，判断力要比学问更宝贵。学问不深，凭判断力照样可以断案，但反之却不行。正如希腊的一句诗所说的那样；判断力不强，学问再高也无用西。为了我们司法的利益，但愿人们能为那些法院提供既有高深学问又有正确判断力的人。“人们不是为生活，而是为学校教育我们。”然而，知识不应依附于思想，而应同它合二而一，不应用来浇洒思想，而应用来给它染色，知识如果不能改变思想，使之变得完善，那就最好把它抛弃。拥有知识，却毫无本事，不知如何使用——还不如什么都没有学——，那样的知识是一把危险的剑，会给它的主人带来麻烦和伤害。
也许，这就是世俗和神学不要求女子博学多才的缘故。也正因为如此，当让第五的儿子布列塔尼公爵弗朗索瓦固听人提起他和苏格兰姑娘伊莎博的婚姻，说她受的教育很简单，投什么文化时，他回答说他会因此而更爱她，并且说，一个女人只要能分清丈夫的衬衣和外衣，就相当有学问了。
因此，当我们看到我们的祖先对学问不甚重视，即使今天也只有国王的主要谍士们才偶尔博古通今时，就不必像有些人那样大惊小怪了。今天，只提倡通过法学、医学、数学和神学来丰富我们的知识；如果丰富知识的目的不能使学问享有信誉，那么，你就会看到学问的处境会和从前一样凄惨。如果学问不能教会我们如何思想和行动，那真是莫大的遗憾！“自从出现了有学问的人，就再也没育正直的人了。开
一个人如果不学会善良这门学问，那么，其他任何学问对他都是有害的。我刚才谈到的原因，是不是也和下面的事有关呢？在法国，学习的目的一般是为了谋生，有些人命好，不用靠赚钱生活，就致力于学问，但有的很快就放弃了（还没有尝到甜头，他们就转向与书本毫无关系的职业西）。馀这些人以外，只剩下那些境遇不好的人投身于学问，以此作为谋生的手段。而这些人，出于本性，也由于家庭的不良教育和影响，他们的思想不能真实地代表学问的成果。因为学问不是用来使没有思想的人有思想，使看不见的人看见的。学问的职责不是为瞎子提供视力，而是训练和矫正视力，但视力本身必须是健康的，可以被训练的。学问是良药，但任何良药都可能变质，保持时间的长短要看药瓶的质量。视力好不一定视力正，因此，有些人看得见好事却不去做，看得见学问却不去用。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谈及的主要原则，就是按每个公民的天性分配工作。天性无所不能，无所不为。腿瘸了不适合身体运动，心灵瘸了则不适合思想运动；杂种和庸人没有资格研究哲学。当我们看到一个人鞋穿得不好，就会说邢不是鞋匠才怪呢。同样，根据我们的经验，医生似乎往往比常人更不好好吃药，神学家更少忏悔，学者更步智慧。
从前，希俄斯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