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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狗蜷缩起身子，搭拉下尾巴，回到老人身边来，甚至连香肠看都没看一眼。
“一点渣儿都不许动他们的！”老人说。
他开始痉挛地翻他的衣袋，掏出几个银角子和铜子来，放在掌心上，一面数着，一面吹掉钱上粘着的脏东西。他的手指不住地颤抖着。
“还生气呢！”那个高颧骨的年轻人说。“瞧啊，多大的自尊心！”
“唉，你别去理睬他吧！你耍他干什么？”一个青年人用调解的语气说，一面给大家倒了啤酒。
老人什么也没说。他走到柜台边，把几文零钱放到潮湿的台子上。
“来一块香肠面包！”老人哑着嗓子说。
小狗夹着尾巴站在他身边。
女售货员在碟子里放了两块面包，递给了老人。
“只要一块！”老人说。
“您拿去吧！”女售货员低声说。“我不会因为您受穷的……”
“谢谢！”老人说。“谢谢啦！”
他拿起面包到月台上去了。月台上一个人也没有。一阵暴风已经吹过，第二阵暴风正在刮来，不过离得还很远、甚至可以在利耶卢皮河对岸的白色树木上，看见微弱的阳光。
老人坐到长凳上，给了彼契一块面包，把另一块用灰色手帕包起来，藏在袋里。
小狗痉挛地吃着，老人看着它说道：“哎，彼契呀，彼契呀！真胡涂啊！”
小狗没听他说话。它在吃东西。老人看着它，用袖子揩着眼睛——风吹下了眼泪。
这就是在里加海滨迈奥尔车站上发生的小故事的全部经过。
干吗我要讲它呢？
在我开始写它的时候，我想的完全是另外一件事。说也奇怪，我想着细节在散文中的作用，便想起了这个故事，并且认为，假如在这个故事中不叙写最主要的细节，即不描写小狗用各种样子请求主人原谅，没有这条小狗的这种姿态，那么这个故事便要比实陈情况拙劣。
而如果把别的一些细节——证明这老人是鳏居或者独身的补得很坏的短大衣，那些年轻人帽子上滴下来的雪水，冰冷的啤酒，衣裳里拿出来的粘着脏东西的零钱，以及连象白色障壁一样从海上袭来的暴风——也都掷掉的话，那么这个故事就会因此而变得更加枯涩而苍白了。
近年来，细节的描写在我们的小说中，特别在年轻作家的作品中消失了。
缺乏细节描写的作品，会失去生命力。任何一篇短篇小说都会变成契诃夫所说的熏鲑鱼的干棒子。鱼倒没有了，光剩下了干棒子。
描写细节的意义，如普希金所说，忽略过去的琐事，在大家眼里会大放光芒。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作家正吃着枯燥无味、令人厌倦的精细观察的苦头。他们在作品里塞满了成堆成垛的琐碎的细节——毫无选择，不明白细节只有当它具有代表性的时候，只有当它能够象光线一样，立刻从黑暗中照出任何一个人或一个现象的时候，它才有生存的权利，才是必需的。
譬如，想要给人一个刚开始下大雨的概念，只要写出，最初的雨点啪哒啪哒地打在吹散于窗下的报纸上，就尽够了。
或者，想要给人一个婴儿的死的可怕的感觉，象阿历克赛·托尔斯泰在苦难的历程中所写的便尽够了：
“精疲力竭的达莎睡着了，当她醒来时，她的孩子已经死了，孩子柔软的头发竖了起来。
“‘我睡着了，死神到他这里来了……’达莎哭着对捷列金说。‘你想想——他那柔软的头发都竖起来了……他一个人挣扎着……我倒睡着了。’
“不管怎么劝导，也不能把她小儿子跟死神单独博斗的景象从她心中抹掉。”
这个细节（竖起来了的孩子柔软的头发）抵得上最确切地描写死亡的许多篇幅。
这两个细节的描述都达到了目的。细节的描写就应该是这样的——能说明整体，并且是不可缺少的。
在一位年轻作家的手稿上，我看到过这样一段对话：
“您好哇，巴莎大婶！”阿历克赛进门来说。（在这以前作者说阿历克赛用手打开了巴莎大婶的房门，就好象开门还可以用脑袋似的）
“你好，阿辽沙，”巴莎大婶亲热地叫了一声，丢下了活计，看了阿历克赛一眼。“怎么好久不来了？”
“总没有工夫。开了整整一星期会。”
“你说什么，整整一星期？”
“一点不错，巴莎大婶！整整一星期。沃洛季卡不在家吗？”阿历克赛环顾着空房间问道。
“不在家。他在班上。”
“那我走了。再会，巴莎大婶，祝您健康。”
“再会，阿辽沙，”巴莎大婶回答说。“祝你健康。”
阿历克赛朝门走去，把门开开，走了出去。巴莎大婶目送着他，摇摇头说：
“麻俐的小伙子。满活泼。”
除了写得草率马虎不算，整整这一段都是完全不必要的空话（如打上重点的）。这全是一些没用的，没特征的，什么也不能说明的细节。
寻找和决定细节，需要最严格的挑选。
细节和我们称之为直觉的那种现象有最紧密的联系。
所谓直觉，我以为是由个别部分，由细节，由某一个特性能构成整体的景象的能力。
直觉帮助历史作家不仅再现过去生活的其实画面，而且重现那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比起来当然有些不同的时代气氛，人们的情调和心理。
普希金从未到过西班牙和英国，但是直觉却帮助了他写出辉煌的描写西班牙的诗，写出石客，而在瘟疫流行时的宴会中，描写的英国的图画，较诸在这个烟雾迷蒙的国度里土生土长的瓦尔特·司各脱或者彭斯所能写出来的毫无逊色。
描写得出色的细节，能使读者对整体——对一个人和他的情绪，或者对事件以及对时代产生一个直觉的、正确的概念。
m。
第五章 第一篇短篇小说
。
我从契尔诺贝尔镇坐轮船沿着普里皮亚特河回到基辅来了。夏天我是在契尔诺贝尔附近，退职将军列夫可维奇的荒芜了的庄园里度过的。我的级任老师介绍我到列夫可维奇家去作家庭教师。我的任务是给将军的少爷——大戆儿子补课，秋天他要去应两门功课的复试。
老式的地主的房子盖在洼地上。每天夜晚，周围都弥漫着冷雾。青蛙在附近池沼里尽着嗓子叫，而且石楠草的气味熏得人头痛。
在晚上喝茶的时候，列夫可维奇的疯孩子们，就直接在露台上用猎枪打野鸭。
肥胖，灰白胡子、凶恶、生着一对大黑眼球子的列夫可维奇本人，整天坐在露台上柔软的安乐椅里喘着气。偶尔他哑着嗓子叫道：“哪里象一个家，简直是一伙二流子！小酒馆！我把你们赶到鬼婆子那儿去！我一个子儿也不留给你们！”
可是谁也不理会他这嘶哑的喊声。在庄园和家里都由他的妻“列夫可维奇太太”（一个还不算老、轻佻但非常吝啬的妇人）掌管。整个夏天她都穿着嘎吱嘎吱响的紧腰衣。
除了这些流氓儿子以外，列夫可维奇还有一个女儿——二十岁左右的姑娘，名字叫“贞德”。她一天到晚，象男人的样子骑在一匹烈性的褐色牡马上，装作一个魔女的样子。
她最喜欢完全没有意义地重复“我藐视”这句话。
当人们把我介绍给她的时候，她从马上把手伸给我，瞅着我的眼睛说道：“我藐视！”
我没敢向往脱离这个不成体统的家庭，因此，最后坐上了大车，坐在粗布盖好了的干草上，车夫伊格纳提·罗耀拉①（在列夫可维奇家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历史人物的绰号）——如果不客气，就直称他为伊格纳特——摆动繮绳，我们开始缓缓地向契尔诺贝尔出发，这时候我感到一阵说不出的轻松。
【①罗耀拉（1491—1556）：西班牙贵族，耶稣会的创立者。】
我们刚走出庄园的大门，那洼地里矮树林的静寂便欢迎我们。
黄昏时候，我们才到达契尔诺贝尔，在小店里过了一夜，因为轮船误点了。
小店是一个姓库舍尔的老犹太人开的。
他把我安顿在一间挂着祖先遗象的小客厅里睡觉，那些祖先是戴着绸便帽的白胡须的老头子和戴着假发披着黑网眼纱披巾的老太婆。所有老太婆的眼睛都含着泪。
厨房的灯，有一股子煤油味。我刚刚躺到高高的、闷热的鸭绒褥子上，臭虫就从所有的褶缝里成群结伙地向我爬过来。
我跳了起来，急忙穿上衣服走到台阶上。房子盖在河岸的沙洲边上。普里皮亚特河不时泛起朦胧的闪光。河岸上堆着木板。
我坐到台阶的长凳上，翻起中学生制服大衣的倾子。夜很冷。我觉得冻得慌。
在阶磴上坐着两个陌生人。黑暗里瞧不真切。一个人抽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