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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标准，理解起来更不容易。日本家庭中那种紧密的粘性本身就很奇怪，它是如何形成的，这是本书重点研究的课题之一。要知道，日本人在社会生活中依照阶层划分出来的等级制，与他们在家庭中依照辈分和性别划分的等级制有深刻的相通之处，日本的历史大部分就是等级制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公元七世纪。当时日本从等级模糊的中国吸收生活方式，试图把它们融入自己的等级制文化。日本天皇和宫廷向中国派遣使节，让他们将令人惊叹的高度文明习俗带回来充实日本，这件事他们是用最大的热情去做的。在那之前，日本连正式的文字都没有；之后他们采用中国的象形文字来记述他们实际上与中国迥然不同的口头语言。古代日本有一种宗教，说的是四万个神仙镇守山林和村庄，为居住各地的民众带来平安和幸福。这种民间宗教经过无数变迁，逐渐形成了现代日本的神道。到七世纪，日本从中国大举引进佛教，并逐渐把它当作国教。以前日本无论官方还是私人，都没有营造过巨大的永久性建筑，后来天皇仿照中国首都建造了新的奈良，同时兴建的还有许多壮丽的寺院。使节们带来了中国的官阶品级和法律条文，陆续被日本宫廷采用。在世界历史上，日本是惟一的一个主动寻求外国文明，并按自己的计划予以高效率吸收的国家。
说日本按自己的计划来吸收中国文明，最大例子就是他们没有去模仿中国的考试制度。日本从一开始就没有复制中国那种等级模糊的社会组织，中国的政权岗位是授给那些科举考试合格的官员的；日本则交给世袭贵族和封建领主，构成社会等级制度的主体。日本不断被分割成许多半独立的藩国，领主们经常玩弄政治，试图削减对方的势力，许多社会习俗也与领主、家臣、侍从的特权有关。除了中国的官僚制度以外，另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日本的小家族与中国那种把各种职业都吸收进来的大宗族制度。还有，日本没有接受中国的世俗皇帝的观念，日语中把皇室称为“云端之人”，除了这个家族以外，谁也不会梦想继承皇位；而中国经常改朝换代。可以这样认为，日本天皇及其宫内大臣引进中国文化的时候，根本没有想过世俗皇帝给人拉下马这回事，也不明白中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不过，尽管日本从中国输入了各种文化，但这些新的文明为此后几百年间世袭领主与家臣之间的冲突开辟了道路。他们开始争夺统治权。8世纪末叶，贵族藤原氏掌握了大权，把天皇赶到后宫。封建领主们反对藤原氏的统治，整个日本陷入内战。群雄之中，著名的源赖朝征服了所有的对手，以“将军”这个古老的军事头衔成了全国的实际统治者。“将军”的全称是“征夷大将军”。日本人对高贵血缘的信任再次起作用，“将军”成为世袭，只要源赖朝的子孙就能够控制其他封建领主。天皇已徒具虚名，他的重要性仅在于将军必须接受他的象征性的封赐，实际权力掌握在幕府手中，它以武力征服不肯服从的各地领国，每个封建领主，即“大名”，都有自己的武装家臣，即“武士”。这些武士完全听从大名，在动乱的年代中，他们的任务是保护大名的生命，组成军队向敌对的大名进攻，或者组成联军向将军的统治发起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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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安其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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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公元16世纪走到了内战的高潮。几十年动荡不安，后来伟大的武士德川家康打败了所有的敌人，在1603年成了德川幕府的第一代将军。这个家族统治日本大约260年。到1868年，天皇和将军的双重统治被废除。漫长的德川时代是日本历史上最值得重视的朝代，它在国内维持了一种武力威胁下的和平，有效地执行了类似中国的中央集权制。
但德川家族一开始就有个大麻烦，始终没有妥善解决。一些强藩曾经在内战中反对他，
被打败以后才勉强归顺。这就是所谓“外样大名”。因为日本宗族以藩为纽带，德川不能将他们赶尽杀绝，而是保留了领地和家臣。相对应的，德川的盟友成为“谱代大名”，有权进入权力中枢，也享受德川家族的荣誉。为了维持这个困难的政局，德川的策略就是随时削弱“外样大名”的力量，防止他们联合。结果，为了和平和统治权，德川不仅没有顺应历史去废除封建体制，反而逐渐加强了这个体制。
具体到日本人的生活，德川大力巩固封建等级观念，政府对国民的日常行为作了详细的规定，确保所有人固守本分。每一户的家长必须在门口张贴有关其阶层地位和世袭身份的标志。他的衣着、食物，以及可以合法居住的房舍，都要依照世袭身份的规定。在皇室和宫廷贵族（公卿）之下，日本有4个世袭等级，其顺序是士（武士）、农、工、商。其下还有贱民。贱民中人数最多、最为人所知的是“秽多”，即从事各种污秽职业的人。他们是清道夫、掩埋死囚者、剥取死兽皮及鞣制者等。他们是日本的“不可接触者”，更准确地说，他们根本不算人，甚至通过他们居住地的道路也不计入里程，仿佛这块土地及其居民根本不存在。这些人穷得惨不忍睹，除了被批准的这些职业不可能干其他事，正式的组织和社会活动都把他们排斥在外。
比贱民高一个等级的就是商人了。这肯定让美国人吃惊，但绝对是事实。商人牟利必须让物质和人员流通，而德川政府最担心的，就是流通造成的各种敌对势力的联合。实际上，商人阶级就本质来说是封建集权的破坏者。商人一旦受到尊敬而繁荣，所封所建就被打破，集权就会衰亡。17世纪时，德川氏颁布了世界上任何国家所未有过的严峻的锁国令，打算从根本上铲除商人的基础。日本曾经在中国和朝鲜的整个沿海地区进行海外贸易，商人阶层随之发展。德川氏规定，凡是建造或驾驶超过一定大小的船只者，都要处以极刑。而政府准许建造或驾驶的船，小到既不能航行到大陆，也不能运输商品。国内交易也受到严格限制，各藩藩界均设有关卡，严格禁止商品进出。另有一些法律规定商人社会地位低下。《奢侈取缔令》中规定了商人的穿戴、雨伞以及在婚丧时的费用限制。商人不能和武士住在同一区域内。法律不保证他们可以免受特权阶层———武士之刀的凌辱。德川氏企图把商人永远置于卑贱地位的政策，在货币经济中无疑要失败，而当时日本早已发展到货币经济时代。
面对无数困难，德川政府努力在维持。武士和农民是日本最重要的两个阶层，德川幕府把他们分别冻结起来。在德川家康平定天下之前，伟大的名将丰臣秀吉已经用著名的《缴刀令》，完成了这两个阶级的分离。他收缴了农民的武器并规定只有武士才有佩刀的特权。武士再不能兼作农民、工匠或商人。即使身份最低的武士也不能合法地从事生产，他丧失了自食其力的资格，成为寄生阶层一分子，每年从农民的赋税中抽取贡米作为俸禄。大名把征收的谷米按份额分给每个武士家臣。封建大名与手下武士之间的牢固纽带，是在各藩国之间兵连祸结的战争中结成的。在天下太平的德川时代，这种纽带变成经济性的了。日本的武士与中世纪欧洲的骑士不一样，既不是拥有领地和农奴的小首领，也不是有钱的士兵。他们是依靠俸禄生活的人，其俸禄额在德川初年即按照其家格的高低决定。俸禄并不富裕，根据日本学者估计，整个武士阶级的平均俸禄与农民的所得相差无几，只够维持最起码的生活。对武士来说，如果几个继承人分享这点俸禄，那就更加头痛。结果，武士就限制自己的家族规模。不过财富对人的影响力太大，武士必须避免穷困的生活影响他们的威仪，结果他们形成了一个通行的信条：俭朴乃最高的美德。
武士与农民、工匠和商人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后三个阶层是老百姓。武士的配刀不单是装饰，他们对老百姓有拔刀的权力，刀是其特权和阶层的标志。不过这并非德川的首创，德川之前已经有这样的传统。幕府颁布的法律规定：“对武士无礼的庶民，可即斩杀。”在他正式的法律中，庶民与武士各自有详尽的义务和行为准则，两大阶层之间有不可逾越的距离；但在他临时颁布的法律中，又为僵硬的等级制增加了弹性，为两个阶层一再架起了桥梁。
在德川时代，武士已不仅舞刀弄剑，他们日益成为藩主财产的管理人及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