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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叛希特勒的将军表示不满的战俘，都认为战争责任必须由最高的战争唆使者———希特勒来承担。而日本人相信，皇室与军国主义及侵略战争是两回事。
天皇与国家政策可以分开，但天皇和日本是分不开的。“日本没有天皇就不是日本”，即使日本战败，天皇也不能受谴责。显然，日本一致认为天皇超越一切批判。而美国习惯于认为凡是人就不能免受怀疑和批判。如果不了解事实，就会认为那些俘虏在胡扯；事实上，一些审讯战俘的老手，也根本未能在每份审讯笔记上写下“拒绝反对天皇”的字样，———全体俘虏都拒绝反对；即使那些与美国合作的俘虏同样拒绝；对天皇最激烈的言辞不过是“这位天皇即位可能是个错误”，还有 “他是个性格软弱的人”，或者“也许皇室逊位可以使日本妇女得到自由，如同美国妇女享受的那种自由”。
因此，日本军部充分利用了全体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敬。他们把“天皇恩赐”的香烟分赏给部下；在天长节时，率领部下遥向东方三拜，高呼“万岁”；在“部队日夜受到轰炸时”，和部下一起共诵天皇的“军人敕谕”，“奉诵声在森林中回荡”。他们号召所属官兵要“免除圣虑”，要“以崇敬之心报陛下的仁慈”，要“为天皇而献身！”但是，这种对天皇意志的遵从却又是一把双刃剑，正如许多日本战俘所说，日本人“只要天皇有令，纵然只有一杆竹枪，也会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同样，只要是天皇下令，也会立即停止战斗”。结果，让军部措手不及的是，日本天皇真的下令了。
对天皇的无限忠诚，对其他所有人和机构则加以批评———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日本的报刊杂志或战俘的供词中，有不少对政府和军队指挥官的指责。对他们直属的指挥官，尤其是那些不能与部下一起共命运的人，战俘们破口大骂；对坐飞机逃跑，撇下士兵让他们顽抗到底的行为非常痛恨。并非大众缺乏辨别善恶的能力，日本战时的报纸、杂志曾经指责政府没有做到位，甚至抨击政府限制言论自由。1944年7月，东京一家报纸刊登的一篇有新闻记者、前国会议员、日本极右政党参加的座谈记录，便是最好的一例。其中有位发言者说：“我以为振奋日本民心的方法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言论自由。近几年来，日本国民不敢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心里想说的话。他们害怕说出来会受到责怪。他们满腹狐疑，却还表面应付，变得胆小如鼠。这样，绝不可能谈什么发挥全体国民的力量。”另一位发言者对此更进而加以发挥道：“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和自己选区的选民座谈到深夜，就各种事情征求他们的意见。但他们却唯唯诺诺不肯开口。言论自由完全被否定了。这对激发人们斗志没有一点儿好处。在所谓战时特别刑法和治安维持法下，国民怯懦无能，简直像封建时代的老百姓一样。因而能够发挥的战力，现在却仍没有发挥出来。”
瞧，在战时日本人对政府，对大本营，以及对他们的直接上司都能作出评判，并没有无条件地按等级制行事。然而，惟独天皇不受批判。天皇的至高无上在近代才得以确立，为什么会如此受到尊重？这个问题我们会在稍后的篇章中予以解答。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在战争中暴露出来，就是日本独特的对战争中人员损失的态度。当美国把海军勋章授给台湾海峡机动部队指挥官乔治·爱斯·麦肯因将军时，日本的无线电报对此表现极大的惊讶，态度十分耐人寻味。内容如下：
向司令官约翰·爱斯·麦肯因（原文如此———译者注）授勋的官方理由并不是他击退了日军。尼米兹的公报已宣称他击退了日军，但麦肯因受勋的理由是，他成功地救了两艘损坏的美国军舰并把它们安全地护送到基地。这件小报道的重要性在于它并非虚构而是实际发生的事，希望你们了解这一奇特事实：在美国，救了两艘军舰就能授勋。
一切救援行为，对倒霉蛋的一切帮助都能深深地感动美国人。比救人更加英勇的，就是成功地救人了。日本人的勇敢则排斥这类救援。甚至我们在b29轰炸机和战斗机上配备救生器具，日本人也斥之为“胆小鬼”。他们的报纸、广播反复谈论这个话题，只有视死如归的冒险才是高尚的，小心谨慎则屁用不顶。这一态度在对待病员及疟疾患者的时候表达得十分明显。这些士兵在他们看来是废物。医疗服务非常不足，甚至不足以维持正常的战斗力。日本人对物质主义的蔑视在这里起了重大作用。军官教导士兵，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而我们这样对病患者的照顾，好比轰炸机上的安全设备一样。反而成了对英雄主义的干扰。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不像美国人那样惯于光顾内外科医生。在美国，对伤病患者的怜悯要远远地胜过对其他福利设施的关心，这一点几乎连那些来美国旅游的欧洲人也经常谈论。而日本确实无动于衷。战争中日本军队中没有一个受过训练、能够在战火中搬运伤员的救护班，我们用前线救护所、后方野战医院，以及远离前线的康复医院组成的医疗系统，在日本军队中并不普及。对医疗品补给就更加令人慨叹了。在紧急情况下，伤病员干脆被杀掉。尤其是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日本人常常不得不从有医院的地点撤退，他们根本没有在被围前预先转移伤病员的习惯。结果，负责的军医往往在临走时先将伤病员全部枪杀，或是伤病员自己用手榴弹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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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的日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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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负伤的本国士兵既然是这种态度，那如何对待美军战俘也就可想而知。按我们的标准来看，日本人不仅对战俘，而且对他们自己的同胞，也都是犯了虐待罪的。前菲律宾上校军医哈罗鲁得·格拉特里说，他作为战俘在台湾被监禁的三年期间，“美军战俘所受到的医疗护理超过了日军士兵。因为俘虏营中的盟军军医可以照顾盟军俘虏，而日本人却连一个正式的军医都没有。有一段时间，日军给他们自己人治病的惟一的医务人员是一个下士。”
日本这方面最极端的表现就是他们的不投降主义。西方军队在尽了最大的努力而毫无希望时便向敌军投降。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光荣的军人，而且根据国际协议，将通知本国家属知道他们活着。无论是作为一个军人还是平民，或在他自己的家庭中，他们都不会因此而受辱。然而，日本人对此则不同。荣誉就是战斗到死。在绝望的情况下，日本士兵应当用最后一颗手榴弹进行自杀或者是赤手空拳冲入敌阵，进行集体自杀式的进攻，但绝不应投降。万一受伤后丧失知觉而当了俘虏，他就会感到“回国后再也抬不起头来了”。他丧失了名誉，对于从前的生活来说，他已经是个死人了。
当然，日军对此有正式的命令，但在前线用不着对此进行特殊的教育。日军忠实实践这条军纪，以至在北缅会战中，被俘与战死者的比例为142︰17166，也就是1︰120。而且，这142名被俘者中，除少数以外，在被俘时都已负伤或已昏迷。主动投降的人少得可怜。在西方国家的军队中，阵亡者如果达到全军兵力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时，部队大多都会放下武器。投降者与阵亡者的比率大约是4︰1。而在荷兰地亚，日军第一次大规模投降，其降、死比率为1︰5，这与北缅的1︰120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
所以对日本人来讲，那些美军战俘光是投降就够不要脸的了。即使没有受伤、疟疾、赤痢等等，也已经是个“废物”而被排除在“正常人”之外。许多美国人都曾谈到，在俘虏营里，美国人发笑该是多么危险，因为这会惹得看守大怒。日本人时常替这些战俘感到丢脸，而当了战俘的美国人却居然自己没感觉，更加令人不可容忍。美国战俘发现，军官经常让看守与美国战俘保持同等待遇，比如急行军或是乘坐拥挤得像沙丁鱼罐头般的运输船转移。这让战俘们惊讶。有些美国人还说，日本哨兵还要求他们隐瞒自己的违章行为，因为最大的犯罪是公开违抗。在俘虏营，战俘白天外出筑路或上工厂做工时，禁止从外边带回食物，但这个规定常常是一纸空文，因为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