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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在五年前再婚。爸爸那边没有消息，但我想他多半再婚并幸福地生活着。我谈了几次恋爱，有时顺利，有时不顺。龟山宽子三年前结了婚，现在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她有时会带着孩子离家出走到我的公寓。
仍然有许多事发生。有悲伤的，也有愉快的。受不了了，也有让人这样想的痛苦的事。每到这时，我必定会想起外婆的话。比起发生的事，考虑事情才更可怕。于是，我尽量不去思考，而是把眼前的事情一个个解决过去。这样一来，事情在不觉中完结，过去，沉淀于记忆的底部。
现在，我住在市中心的公寓，早上八点半离开家。用三十分钟抵达工作地。书店的开门时间是十点。我在狭窄的更衣间换上制服，把所谓“book concierge”这一让人害臊的名牌别在胸前，在咨询柜台（这里也树立着“book concierge”的告示牌）坐下，检查预约情况和调书情况。我从询问清单的顶部开始依次拨打电话。在我忙于这个那个的时间里，十点到了。卷帘门自动开启，顾客陆陆续续走入店内。
穿着水手服的小女孩以忐忑的脚步在书架之间移动的情景映入我的眼帘。那孩子交替看向手中的纸片和书架。我站起身，缓缓走近她。
“你在找什么呢？我们一起找吧。”
女孩子以松了一口气的表情看向我。她畏畏缩缩地把纸片递过来。是我没听过的书名和作者名。出版社则没有写。
“没事的，一定能找到。我查一下，你稍等片刻哦。”
我说着，把纸片拿在手中走向柜台。一定能找到，一定能送交那孩子，你会暗地里帮我对吧。往柜台的椅子坐下时，我总是悄悄地朝外婆说道。
。。
（日）川端康成：仲夏的盛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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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下，布里索睡得正香。他仰面躺在床上，胖肚子高高挺起，嘴角翘出一个愚蠢的笑容，他仿佛是种无生命的物体，比如说一个大足球或两张歌剧票。过了一会儿，他翻了个身，月光好像从另外一个角度照在他身上，他正像头道菜的二十七件套银餐具，包括沙拉碗和汤锅。
他在睡觉，克洛凯手持左轮手枪站在他跟前想，他在做梦，而我存在于现实中。克洛凯不喜欢现实，但意识到这是他能吃到好牛排的唯一地方。他以前从未杀过人。确实，他打死过一条疯狗，可只是在它由一群精神病医生证明它疯掉后。（那条狗咬掉克洛凯的鼻子并笑个不停，后来被诊断出患了狂躁型忧郁症。）
梦中，布里索在阳光照耀的海滩上，正开心地跑向母亲张开的手臂，但在他正要拥抱那个流着眼泪的灰白头发女人时，她变成了两勺香草味的冰淇淋。布里索呻吟了一声，克洛凯放下左轮手枪。他是从窗户进来的，在布里索跟前已经沉着地站了两个多小时，就是抠不了扳机。有一次，他甚至打开保险并把枪口捅进了布里索的左边耳朵。正在此时，门那边传来一声响动，克洛凯一下子跳到衣柜背后，手枪仍戳在布里索的耳朵里。
布里索太穿着一件花朵图案浴衣进了房间，拧开一盏小小的灯，注意到那件武器戳在她丈夫的脑袋一侧。几乎像个母亲般，她叹口气把它拿开并放到枕头边，还把掀开一角的被子掖好，啪的一声关了灯就出去了。
昏过去的克洛凯一小时后醒了。惊慌失措中，他想象自己是个孩子，再次回到了里维埃拉，然而一刻钟过去了，他没看到游客，这才想到他仍在布里索的衣柜背后。他又回到床前，抓过手枪，再次对准布里索的脑袋，却仍然没能开这一枪，来结果这个臭名昭着的法西斯告密者。
盖斯顿？布里索来自一个富有的右翼家庭，早就立志当职业告密者。还是个小伙子时，他上过演讲课，目的是让告密时口齿更清晰。他曾向克洛凯承认：“天哪，我真喜欢告别人的密！”
“为什么呢？”克洛凯问。
“不知道。是让他们不好过、尖叫吧。”
克洛凯想道，布里索对他的朋友完全是为告密而告密，真是罪大恶极！克洛凯以前认识一个阿尔及利亚人，喜欢拍打别人的后脑勺，然后又微笑着否认。世界上的人似乎分成两种，好人和坏人，克洛凯心想，好人睡得更好，而说起醒着的时候，坏人似乎过得更开心得多。
克洛凯和布里索是几年前认识的，经过很奇特。有天晚上布里索在双偶咖啡馆喝醉了，摇摇晃晃地走向河边。他以为已经到了自己所住的公寓，便脱了衣服，却没躺到床上，而是掉进了塞纳河。他想拉被单盖时抓了一手水，就尖叫起来。克洛凯刚好正在顺着新桥追他的假发，听到冰冷的水里传来一声喊叫。那天晚上风大，天又黑，克洛凯只有一瞬间来决定他要不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位陌生人。由于不愿空着肚子做这个关系重大的决定，就进了一间餐馆吃饭。之后，满怀悔恨的他去买了些渔具又回到现场，想把布里索钓上来。一开始他试了干苍蝇，可布里索太聪明，没咬钩，最后克洛凯不得不以免费上跳舞课为诱把他哄上岸，然后用网把他捞起来。在对布里索量长度并称重时，两人成了朋友。
克洛凯很快又走近布里索沉睡中的笨重躯体，再次举起手枪。在沉思自己行为的意义时，一阵恶心感掠过他的心头。这是种存在主义的恶心，由于十分强烈地意识到生命的偶然性而导致，用一颗普通的感冒药无法缓解，而需要一颗存在主义的感冒药——那是巴黎左岸药店里卖的一种产品，药片很大，像汽车轮毂盖，溶于水，能消除对生命考虑太多时产生的恶心感。克洛凯觉得吃了墨西哥食品后也有用。
克洛凯此时想道，我选择杀死布里索的话，我就把自己定义成一个谋杀者，我就会成为杀人者克洛凯，而不是简简单单的我：在巴黎大学教家禽心理学的老师。通过选择我的行为，我就为全人类选择。但如果全世界每个人都像我一样，来这儿对准布里索的耳朵开枪打死他怎么办？真够乱的！还不用说门铃会整夜响个不停。当然，我们还需要有服务员代客泊车。噢，天哪，再考虑到道德或伦理，让人脑袋都大了！最好别想太多，更多依靠身体吧——身体更靠得住。它开会时到场，穿上运动服样子不错，真正方便的，是你想来个全身按摩的时候。
克洛凯突然觉得需要再次肯定自己的存在，就在布里索的衣柜那里照镜子。（他每经过一面镜子，必定要瞄一眼。有次在一间健身俱乐部里，他盯着自己在游泳池里的倒影，时间久得让管理人员不得不把水放干。）没用，他无法打死一个人。他放下手枪就跑掉了。
到街上后，他决定去圆顶咖啡馆喝杯白兰地。他喜欢圆顶咖啡馆，因为那里总是明亮而且拥挤，但他总是能找到一张桌子坐——这跟他自己的公寓很不一样，在他所住的公寓里，光线阴暗，令人压抑，他母亲也住那儿，常常不准他坐下。可是今晚，圆顶咖啡馆里全是人。都是些什么人啊，克洛凯纳闷。他们似乎模糊地形成一个抽象概念：“群众”。然而没有群众，他想，只有个人。克洛凯觉得这是个异常精彩的观点，可以在时髦的宴会上说说，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因为诸如此类的高见，一九三一年以来，他就从未被邀请参加过任何一种社交聚会。
他决定去朱丽叶家。
“你干掉他了吗？”走进朱丽叶的公寓时，她问他。
“对。”克洛凯说。
“你肯定他死了吗？”
“好像死了。我模仿了一段莫里斯？舍瓦利耶，通常会博得满堂喝彩，可这次什么也没有。”
“好，那他就永远不能再叛党了。”
朱丽叶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克洛凯提醒自己，而且是最有意思的那种——有对晒黑了的长腿。据他所知，她是那种脑子里能同时拥有两种完全不同概念的少数几个女人，如黑格尔辩证法和如果你在某个人正演讲时，把你的舌头伸进他耳朵，为什么他的说话声就像杰里？刘易斯。她这时穿着紧身裙及衬衫站在他面前，他想占有她——像拥有任何别的物体那样，如他的收音机，或者被占领期间戴着去骚扰纳粹的橡胶制猪面具——就像那样拥有她。
突然他和朱丽叶在做爱——要么只是性交？他知道性和爱有区别，但是觉得除非两人之一戴着吃龙虾时的围嘴，两种行为才都很棒。他沉思道，女人是种温柔的、包容性的存在，活着也是种温柔的、包容性的存在，有时将你完全包容，然后你就永远别想出去，除非在某些真正重要的情形下，比如你母亲的生日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