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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四川回归zhōngyāng，滇军退守川南，失去了对川省财税重地自流井的控制，如何能维持七、八万滇军的开支，就成了让“滇黔川三省联军”总司令唐继尧头疼的问题。
1921年7月，熊克武受民党派遣，在泸州聚集旧部，打着“匡复民国”的名义“起兵讨林”，唐继尧令盘踞川南的滇军顾品珍、赵又新部编成滇军第1、第2军向自流井发起进攻，同时命令刘显世派黔军王文华部从贵州进攻綦州、chóngqìng。
刚由原川军改编而来的共和军第十一集团军士气正盛，司令刘存厚令第31师师长周道刚防守chóngqìng，自己则率领第32师刘湘部和第33师赖心辉部分头迎战滇军。其后，李汉铭带共和军第六集团军由chóngqìng迎击黔军。
滇军赵又新第二军参谋长杨森投靠刘湘，带着川军进攻泸州，防守泸州城门的滇军见自己的参谋长带人进城，还以为他来了援军，大开城门，将杨森所部放出城内。
杨森进城后率领手下猛攻赵又新城内的指挥部，滇军在乱战中溃败，又被城外的刘湘所部追杀，赵又新在混乱中被打死。主将战死，滇军第2军溃不成军。
顾品珍见势不妙，带领部下放弃川南，一口气逃回云南。
攻川滇黔联军大败，这边李云龙率湖南的第十五集团军两师攻入贵州，王文华进退两难，宣布接受zhōngyāng改编，贵州护军使刘显世主动下野，回兴义老家“修坟”。黔军被改编为共和军第十七集团军，戴戡任司令，张承礼任参谋长，王文华、袁祖铭、熊其勋分任各师师长。
唐继尧对回省的滇军百般猜忌，顾品珍、邓泰中、杨蓁等人决定联手倒唐。
滇军第8军叶荃部首先发难，进攻昆明失利，唐继尧派兵全力围剿，叶荃向贵州败退，唐军紧追不舍。
昆明成了一座空城。
顾品珍率部进军昆明，唐继尧只得逃出昆明，乘火车逃往越南。
顾品珍鉴于形势不稳，向běijīng救援，并通电滇省各军接受zhōngyāng整编，共和军第六、第十五集团军入滇，“二李”掌控了昆明大局，西南遂归于统一。
此时，国内只剩下两广地区和东北的奉天、吉林尚在zhōngyāng统一军令之外。
二二、工商的发展
1924年对于中国人生活影响最大的就是共和政F财政部提出的银行改革方案，决定放弃银本位制，选择与英美货币相接的金本位货币制度，在国内强制推行法定纸币，一年内将禁止白银和其它纸币的流通。
新的币制改革方案在议会中勉强通过，以总统令的形式发布。
新的币制改革方案规定：中华币作为国家发行的指定货币，将成为zhōngyāngzhèngfǔ指定的在中国境内唯一流通的法定货币，自此令发布一年内，国内各银行（包括外国银行）、钱庄发行的有价证券将禁止在市面流通。
黄金、白银等贵重金属仍然可以在国家指定发钞银行兑换按国家指定收购价格兑换法定货币，中华元与银元的兑换按1：1的比率执行。
中华币的发行面额为100元、50元、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100元面额纸币仅在银行间结算中使用，并不在市面流通。
华元与美元和英镑的比值基本维持在2。75：1和7。85：1的水平。
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华兴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农业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六家银行获得了国家指定发钞行的资格，国家银行业监督委员会以各发钞银行的资本额度来核准各发钞银行的货币发行额度。
《银行法案》并不禁止民间持有金、银等贵重金属和金银交易，但却禁止其作为货币流通，最严厉的是禁止私人钱庄发行的钱票和银元劵的流通。
受《银行法案》冲击最大的是国内的私人钱庄和外国银行，这些外国银行在中国发行了总数大约十五亿元的银元劵，许多外国银行发行的银元纸币数额已经超出了它们的实际偿付能力。不过只有华俄道胜银行一家外资银行在《银行法案》发布后的挤兑风cháo中宣布破产清理，其余如汇丰、东方汇理、花旗、rì本金正等由于实力雄厚或得到本国政F支持，还都咬着牙挺了过来，不过之后他们再也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随意发行纸币了。
各发钞银行同时都取得了经营外汇兑换的许可。
长期以来由于币制混乱和银价涨跌一直影响着国内的工商发展，国家政令的统一终于使货币统一成为现实。
稳定的国内环境使得国内工商业得到快速的发展。
与西方zìyóu资本主义经济所不同的是，中国的经济带有明显的国家干预特征，铁路、公路及航运部门，“官办”的国有经济占到了一半以上，已经通车的蒙疆铁路张家口至乌兰乌德段及正在建设中的二连浩特经科布多至巴尔喀什铁路基本都靠着国家投资，即将通车的福州至南昌、杭州至南昌铁路及汉川铁路也有四成的国有资本。
自1918年后由于政局安定，共和政F与国外银行及政F间共签订了近8亿美元的铁路及实业借款合同，兰新（兰州至迪化）、陇海（兰州至海州）铁路得以开工续建、包武（包头至武威）铁路、川汉（成都至武昌）、宝成（宝鸡至成都）、太原至安阳、太原至西安、长沙至贵阳铁路都开始开工兴建，在铁路建设中，国家成为投资的主体（主要依靠国外借款）。
公路建设方面正在建设的主要公路干线有běijīng至乌金斯克、迪绥（迪化至归化）、绥武（绥远至武威）、大同至安阳、正太（正定至太原）、包头至西安、京汉、京宁、沪宁、沪杭、杭州至南昌、武昌至长沙、宁浔（南京至九江），公路建设的主要投资方为地方政F和地方绅商，因为公路建成后能够收费，这在一定程度提高了地方修路的积极xìng。
作为重点建设项目的武汉、芜湖、南京三座长江大桥正在设计之中。
汽车越来越普及，修建公路成为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
内燃机的使用越来越广泛，用内燃机驱动的内河轮船替代了传统的帆船成为内河航运的主力，海运方面中国远洋商船登记数量从67艘37000吨骤增至782艘282万载重吨，工商业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进出口贸易的发展。
随着无线电技术和通讯的发展，国内每个县都设立了电报局，较大的城市中富人家庭开始安装了电话，由于技术的限制，电话如今还只能局限于本地通话。
城市在扩大，楼房逐渐增加，建筑业的兴旺也带动了民用钢材和水泥的消费，1925年，国内共有年生产能力超过30万吨的大型钢铁企业5家（汉阳、芜湖、宣化、太原、包头），中型钢铁企业9家（唐山、邯郸、舞阳、黄石、合肥、新余、三明、chóngqìng和繁昌），钢铁年产量达到280万吨，由于进口钢材的冲击，国内钢铁企业半数处于亏损状态，仅靠着国家财政的补贴勉强得以维持。
工商业的发展也促进了设备制造业的发展，国内各类机床保有量达到47万台，每年的机床产量达到7万台，机械设备、电力设备制造、内燃机和动力设备制造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925年，国内汽车产量达到22万辆，不过由于消费观念不同，中国汽车制造业产量三分之一以上都上载重汽车和中型客车，而作为汽车工业主导的小型客车生产一直发展受到限制。
中国人把小型客车称之为轿车，认为小汽车只是达官贵人们的“特权”，如果一个中产之家购买和使用小汽车，就会被族人们指责为“败家”，实际上工商的发展已经在国内造就出60多万个年收入超过3000元的中产家庭，他们的收入足以购买得起一辆售价1500元的家用“中华”牌汽车。
工业的发展也带动着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以牲畜牵引的半机械化农业机械得到普遍的使用，1925年，国内农业机械的产量为3。5万台，小型拖拉机的产量为3万台，大型和履带式拖拉机的产量为8000台，由于化肥的使用和水利设施的改善，加之在xīnjiāng、西海省（伊犁河谷地与巴尔喀什湖周边）、黑龙江和贝加尔地区所进行的大规模军垦，农业和粮食生产一直呈增长状态。但由于国外农产品的冲击，农民的实际收入增长并不大。
农村的青壮劳力更愿意进入工厂和矿山，工人的收入大约是农村收入的2到3倍。
中国有丰富的煤炭资源，煤炭行业也成为工业部门中发展最快的行业。1925年，国内煤炭开采量为8900万吨，成为世界第二大产煤国，随之而来的是焦化行业和煤炭化工行业的飞速发展。
中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