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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被再次打倒并为华国锋所取代。因此对该事件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邓小平的评价，很多人坚持要对它重新评价，
把它定性为一场「革命运动」。＇746＇
华国锋在最初的讲话中着重于四个现代化，希望以此回避政治分歧，只讨论已经达成高度共识的经济问题。华国
锋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是精心准备的，为安抚他的批评者作了相当大的让步。他完全不提「两个凡是」。在说明了会议日
程之后，他明确表示准备接受外国的贷款、技术和商品，将其作为经济计划的一部分，而这些都是毛泽东不曾准许的。
他没有直接否定政治运动，但是他说，他曾慎重考虑过是否发动一场自上而下的对全社会进行动员的运动，但最后认为
这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还不如用来解决国家面临的紧迫问题。华国锋还对与会者表示，他曾经指示在批判大会上不
应当游街。＇747＇很多希望推进改革、加快老干部复出的与会者也承认，尽管华国锋没有直接批判文革和阶级斗争，但他
为结束这些运动里最恶劣的暴行作出了很大努力。在这一点上，邓小平也很难不赞同华国锋讲话的主调。
在 11 月 13 日下午召开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当纪登奎副总理就农业问题发言时，华国锋在表面上控制住了局
面。大多数与会者都曾有过负责农村基层工作的经历，亲眼见证过大跃进后的饥荒。虽然中共是依靠农民的支持才得以
上台执政，但与会者深知由于政策失误，造成了数千万农民被饿死，严重的粮食短缺仍在继续，宝贵的外汇需要用来进
口粮食。参加会议的领导人面对忍饥挨饿的农民和六神无主的基层干部，不得不处理这些灾难造成的后果。尽管中共把
犯下这些令人痛心的错误的主要原因归咎于林彪和「四人帮」，它仍难以免除施行这些恶劣决策的责任。干部们越来越
愿意私下说出当时还不便公开讲的话：毛泽东要承担部分责任。＇748＇
在这种背景下，纪登奎的讲话让与会者感到农业政策的制定又恢复了诚实坦率的作风。他摆脱了毛泽东时代那种
浮夸吹牛、盲目乐观、空话连篇的语言，坦率而全面地强调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承认，国家的农业政策变化太快，难以
预期，常常不符合各地的情况。与会者知道党必须解决仍然存在的粮食短缺问题，纪登奎提议，为了解决农业问题，要
增加农业投资，改善种子和化肥供应，将农民可用的贷款数量翻一番，把粮食收购价提高 30％。＇749＇
但是，纪登奎的开放态度和华国锋的安抚姿态，却不足以平复对华国锋的不满。很多与会者认为，华国锋已不再
能提供党所需要的最高领导。例如，会议开始后不久，中南组的与会者就一致宣布，他们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750＇ 11 月 11 日，即会议的第二天和分组讨论的第一天，很多与会者就群起反对华国锋和汪东兴阻挠进一步开
展平反工作的做法。他们要求为那些已故的备受尊敬的干部正名，并让自己过去的同事恢复工作。
11 月 11 日，三位威信很高的干部，陈再道、李昌和吕正操，在他们的小组中发言，要求为更多的人平反。这一
天结束时气氛变得十分紧张。叶帅在当天劝告华国锋说，要么接受已经变化的政治情绪，要么做好被人抛在后面的准备。
＇751＇华国锋很清楚自己别无选择。包括他在内的所有与会者都知道，赫鲁晓夫在 1964 年是如何被布列兹尼夫等人领导
的政变赶出了领导层。
11 月 12 日又有九人在分组会上发言，要求为华国锋和汪东兴此前拒绝纠正的冤案平反，其中最有影响的人是陈
云。有的会议纪录错误地认为，是他那篇由胡乔木润色的讲话改变了会议的气氛，其实在他讲话之前气氛已经发生了变
化。在他之前，已经有人在小组讨论里提出了这一点。不过，陈云的发言利用人事纪录，确实提供了全新而详尽的材料。
陈云做人事工作几乎可以追溯到 40 年以前，这使他的发言更有份量。他在东北组的发言中，否定了华国锋把经济问题
作为重点的做法。他反驳说，为了调动干部的热情做好经济工作，党的当务之急是处理好悬而未决的政治分歧。具体而
言，受到错误批判的五类人，必须还他们以清白：
（ 1）以薄一波为首的在文革中受到批斗的 61 人「叛徒集团」；＇752＇
（ 2）在 1940 年中组部决定中所提到的那些被错定为叛徒的人，应予恢复党籍；
（ 3） 1937 年入狱的陶铸、王鹤寿等人，他们被毫无根据地定为叛徒；
（ 4）已故的彭德怀元帅，应当为他恢复名誉，将他的遗体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 5） 1976 年 4 月 5 日的天安门事件，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陈云还说，康生在文革中整了很多党的杰出领导人，断送了他们的前途和生命，虽然他已经去世，但仍应该为自己的错
误承担责任。＇753＇
不难想像，陈云是带着某种情绪讲话的：他的怨气很深。这尤其是因为，华国锋没有重新安排他担任要职，而且
汪东兴拒绝印发他在 1977 年 3 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应当让邓小平复出的讲话。但是他并非唯一带着强烈情绪发言的
人，在所有的小组中，发言者们长久受到压抑的怒气都喷涌而出，他们强烈反对华国锋和汪东兴阻挠那些被冤枉的好干
部回来工作。发言者能够对那些仍没有获准恢复工作的人感同身受，因为很多人都了解受到凌辱和肉体摧残是怎么一回
事。在所有六个小组中，发言者一个接一个要求为受迫害的干部平反昭雪，并要求谴责已故的康生枣他对许多人的死
亡负有责任，而且，他的前秘书李鑫甚至当时仍在协助汪东兴阻止平反冤案。正是这种情绪，使人们对汪东兴乃至华国
锋的不满越烧越旺。
中央工作会议进行的前几天，会议气氛就已经反映在了承担着维护北京治安责任的北京市委的行动中。林乎加在
10 月 9 日成为北京市委书记，取代了曾经负责抓捕「四五」示威者的吴德。他一上任就和北京市委开始考虑何时以及
如何释放那些因参加「四五」示威仍被关押的人；甚至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他们已经在准备可能发表的声明草稿。
林乎加也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并且是华北组的组长。在叶帅与华国锋见面和陈云发言之后，他充分意识到气氛
正在发生变化，并于 11 月 13 日召开了北京市委扩大会议；会后他便以北京市委的名义发布了一个公报，其内容远远
超出华国锋有关「四五」示威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的让步。公报说：「广大群众在 1976 年清明节聚集到天安门悼念敬
爱的周总理？？他们痛恨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犯下的罪行。这？？完全是一次革命行动。对因此受到迫害的同志应当全部
予以平反，为他们恢复名誉。」＇754＇
北京市委属下、当时由林乎加负责的《北京日报》立刻刊登了这份公告。接着，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三位媒体干
部枣新华社社长曾涛、《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和《光明日报》总编杨西光，他们还同时兼任中宣部副部长枣大胆
地决定在各自的媒体上报道《北京日报》的文章内容。第二天即 11 月 15 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就以大字
标题刊登了《北京日报》的消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 1976 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一次革命行动」。新华社也立刻宣布
不仅群众从事的是革命行动，而且事件本身也是革命性质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又在 11 月 16 日转载了新
华社的声明。
通常，如此重要的政治声明必须得到政治局的批准。但是这三位大胆的主编觉察到正在变化的政治气氛，未经上
面允许就冒险采取了行动。＇755＇胡耀邦责怪他们三人不但不告诉政治局，甚至没有事先跟他打招呼。曾涛回答说，他们
认为假如请示胡耀邦，他就要为这个决定承担重大责任。那还不如让他们来承担责任，先把它发表出来再说。＇756＇
公告的发表在会议上掀起一股兴奋的热浪。不难理解，林乎加会担心他的大胆举动将招来批评。11 月 16 日，文
章在两家报纸上登出后，他打电话问其中一个主编，那个头条新闻是由谁批准的。当得到答覆说转载《北京日报》内容
的决定只是由主编作出之后，林乎加说，他可以为《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