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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子是这样写的：“……文臣以下才，渥叨殊遇，诵诗不达，遂专对而使四方；从政未娴，乃破格而跻九列。徒以奔走疏附之故，本无资劳材望可言；卒因更事之无多，以致人言之交集。虽水落石出，圣明无不照之私；而地厚天高，局促有难安之隐。”
一大段骈四俪六的帽子下面，把这一次奏折起草及谢恩折疏忽大意，以致失却臣子仪体的经过从头到尾的写了一遍，最后写道：“……臣如梦方觉，偟惧难安，念臣既无开疆汗马之功，又无经国赞襄之益，纵能忝邀帝宠，身后亦难免益当增愧，况臣年衰识瞽，衍咎日滋宣宗成皇帝在天之灵，鉴臣如此负恩，亦必加严谴也。……敢恳明示廷臣，罢臣各职，并治臣罪，以为以儆天下效尤，臣亦得安愚分。”
两个人很是认真的整理了一番，连夜派人呈送到京。
但是到了第二天早晨，周祖培突然来到两个人位于通州的驿所，当然也带来了皇帝的谕旨：“查，改授户部左侍郎曾国藩，妄用夹片以为谢恩折一事，狂妄已极，殊属非是。旨到之日，免去曾国藩一切差事，并褫夺黄马褂，摘去顶戴花翎，该员还京之后，押于刑部狱中待审，钦此！”
“罪臣，曾国藩领旨，谢恩！”
周祖培很是公事公办的宣读谕旨完毕，然后立刻换上一副笑容：“涤生兄，祖培奉旨办差，得罪之处万望海涵啊！”
“哪里哪里。”这时候也容不得曾国藩说其他的了，而且谕旨中说得清楚明白，待到京之后，还要押往刑部大牢待审，可知皇帝是真的生气了。与其一副戚戚之容，倒不如放开怀抱，也免得为人耻笑。当下倒是他反过来劝慰周祖培：“国藩罪衍深重，便是皇上怎么处罚，我也能泰然处之的。”
“你能够这样想，自然是极好。”周祖培一句话说完，觉得有失宽厚，便又继续说道：“蒙涤生兄体谅，祖培真正是惭感交汇。待得天颜稍霁，丁当全力斡旋。”
“多谢了！”曾国藩感激的一拱手：“万事顺乎自然，芝台兄也不必过于强求。”
因为旨意中没有直接将曾国藩投入大牢中的意思，是而他暂时还是自由的，不过却也要在刑部司官的监视下进城、归家，和夫人欧阳氏交代了一声，换上青衣小帽，提着一个装有日用物品的小篮子，由一个府中的听差陪着，径直到刑部报到。
怎么也没有想到丈夫以钦差大臣之尊出京办差，再回来的时候却是这样一个凄凄惨惨的下场，一家人身居北京，自然也知道他这一次犯下的罪过有多么严重，只怕今日一别便永无相见之期！又不大敢当着他的面大放悲声，反倒温言抚慰，只是说一些家里的事情。送到门外，待身影看不见了，欧阳氏夫人终于忍耐不住，哭倒在地，还是家人将主母搀起，送回到内院不提。
再说曾国藩，眼中含着一泡珠泪告别家人，一路来到刑部大门，唱名而入：“犯官曾国藩报到，请过堂收监！”
周祖培倒没有想到他会就这样到刑部来，赶忙迎了出来：“言重，涤生兄言重了！请到白云亭说话吧？”
白云亭是刑部官员日常会食治事之所，曾国藩青衣小帽而来，自然不能到那里去，和他客气了几句，周祖培也不勉强，径自命人唤来提牢司主事：“曾大人就交给你了，好生伺候着！”
“喳！”主事很恭敬的请了个安：“曾大人？请和我来。”
曾国藩回头看了一眼周祖培，他却已经转过身去，想来是不愿意看到自己从朝堂重臣变为阶下囚的凄惨景致。当下向对方拱拱手，和主事转身去了。
第56节 宦海生波（3）
曾国藩这一次惹出的祸事可谓是极大，而且案情非常明确，几乎不用怎么做更加具体的会商，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就以大不敬的罪名拟定了斩立决的处罚。大不敬是灭门之祸，甚至连他的家人，也定谳成册，一体报上御前。
照例京中有情节非常严重的案子，是要三法司会审的，如果处以死刑，则要三法司六堂十三位堂官同时同意——这有点类似今天西方的陪审团制度——有一个专用名词叫做：全堂画喏。
如果有需要‘专折具奏’，就如同曾国藩这样的案子，虽然是由刑部审理，但是因为事涉‘大辟’，也还是要六堂一致，方始定谳（音燕）。
拟定的罪名报至御前，皇帝单独召见了刑部两尚—汉尚书周祖培和满尚书阿勒精阿，见礼已毕，让他们两个人站起来，皇帝看了看三法司满汉十三名堂官全堂画喏的奏本，随手放在了一边，话题却和这件案子本身没有什么关系：“周祖培，阿勒精阿？”
两个人赶忙躬身行礼：“臣在。”
“朕这几天总是在想一件事，曾国藩虽然偶有疏忽，但是念及他入仕以来，办事尚称勤恳，为人也还算谨慎。若是就这般杀了，朕于心不忍呢！”
“皇上行法，如鉴之空，如衡之平。一本大公之处，曾国藩获罪之臣，自当心服。”周祖培先是狠狠的捧了皇帝几句，随即说道：“其实，便是皇上不说，微臣也有两请之议！”
皇帝当然知道周祖培口中的两请是什么意思。所谓的两请，大约是这样的：按照朝廷律法，某一犯官论罪应该处死，但是有某些特殊的原因，或者顾虑到皇帝心中想施恩，又不便开口，预为设想之法。
例如，某大臣是某嫔妃的亲属，则承办的官员就要考虑是否可按‘八议’之中的‘议亲’一条，以为稍从末减的借口？当然，两请的前提是两引（两引就是指有前例可循的情况。关于这一点，后面再做详细介绍），也是要分得清楚明确的。
皇帝倒给他的话引起了兴趣：“哦？既然是这样的话，朕倒要听听你这两请之议了。”
“臣以为，曾国藩以一介书生，骤然登进，常伴帝侧，虽然是天下读书人羡慕，却也是福兮祸所伏。总是短了几分历练之资。”
周祖培这番奏答便是心照之语了！诚然，登进太快，于曾国藩确有不利啊！倒是真应该好好考虑考虑日后处理他的办法了。不过，这不是今天皇帝召两个人到御前的本意，当下不再提它：“曾国藩之事，容朕再想想。”
“是！”
“还有一件事，是朕怎么也不明白的。朕记得，给曾国藩的旨意是在七月二十三日的早上着你带到通州的，是不是这样？”
周祖培回忆了一下：“是！正是七月二十三日的早晨，臣见驾的时候，奉皇上的口谕，到通州传旨的。”
“嗯，那就不对了。如果这样计算的话，为什么曾国藩的谢罪折是在同日送抵御前的呢？难不成是曾国藩事先得到了什么人的通气？”
周祖培大惊！自从陈孚恩之事爆发之后，朝臣们得出了一个共识：皇帝最恨的便是以内廷官员结交外臣！一旦发现，立刻便会施以雷霆手段。曾国藩之事他偶有思忖，也觉得其中大有文章，只是事涉军机处重臣，他不敢过多进言，这一次听皇帝主动提起，立刻便来了精神：“圣明无过皇上，臣夜静更深之时，偶有所得，也认为时间上对不到榫头，只是一时无暇细辩，方始延宕至今。”
皇帝的脸色逐渐黯淡了下来，声音中一片干巴巴，他说：“这样也不能算是你的过错。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嘛。嘿，只怕朝堂之中又有陈孚恩、阿克敦之流冒头了！”
周祖培身为刑部尚书，对大清历朝历代的大案都有所了解，陈孚恩不用提，阿克敦之事则是另外一重公案——。
当时是在乾隆十三年，乾隆皇帝率皇后奉圣母皇太后东巡，圣驾走到山东德州的时候，皇后突然暴病而亡，其时是在六月份。国母薨逝，这一次东巡只得草草结束，返京之后赶忙处理皇后大丧事宜。不想，在为皇后守丧期间，出了一件大事。
经过是这样的：福建将军新柱进京陛见，提到东南河道总督周学建在孝贤皇后丧后二十七日刚毕，便为自己剃头。而新柱路过淮安的时候，周学建怕他发现自己剃头，故意借‘巡河’之名躲了出去，跟新柱避不见面。
新柱到京，将此事上报给皇帝，乾隆认为周学建身为人臣，于此等名分攸关之事，当谨守法度，不敢胡来；而且新柱没有见到周学建，只是道听途说，也就不大相信。
谁知道时隔不久，时任江苏巡抚的安宁上折子，一份折本内参尽了江南河道总督之下的所有文武官员——除了一个淮徐道定长之外，无不违例剃头！这时候乾隆皇帝才相信了新柱的话，认为江南河道总督以下‘弃常蔑礼，上下成风，深可骇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