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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的那个晚上，我跑到你家对你说：“小姑，打秋千的人都散了，走，我们去打个痛快。”你说：“我打盹呢。”我说：“别拿一把啦！寒食节过了八天啦，队里明天就要拆秋千架用木头。今早晨把势对队长嘟哝，嫌把大车绳当秋千绳用，都快磨断了。”你打了一个呵欠，说：“那就去吧。”白狗长成一个半大狗了，细筋细骨，比小时候难看。它跟在我们身后，月亮照着它的毛，它的毛闪烁银光，秋千架竖在场院边上，两根立木，一根横木，两个铁吊环，两根粗绳，一个木踏板。秋千架，默立在月光下，阴森森，像个鬼门关。架后不远是场院沟，沟里生着绵亘不断的刺槐树丛，尖尖又坚硬的刺针上，挑着青灰色的月亮。
“我坐着，你荡我。”你说。
“我把你荡到天上去。”
“带上白狗。”
“你别想花花点子了。”
你把白狗叫过来，你说：“白狗，让你也恣悠恣悠。”
你一只手扶住绳子，一只手揽住白狗，它委屈地嘤嘤着。我站在踏板上，用双腿夹住你和狗，一下一下用力，秋千渐渐有了惯性。我们渐渐升高，月光动荡如水，耳边习习生风，我有点儿头晕。你格格地笑着，白狗呜呜地叫着，终于悠平了横梁。我眼前交替出现田野和河流，房屋和坟丘，凉风拂面来，凉风拂面去。我低头看着你的眼睛，问：“小姑，好不好？”
你说：“好，上了天啦。”
绳子断了。我落在秋千架下，你和白狗飞到刺槐丛中去，一根槐针扎进了你的右眼。白狗从树丛中钻出来，在秋千架下醉酒般地转着圈，秋千把它晃晕了……
“这些年……过得还不错吧？”我嗫嚅着。
我看到她耸起的双肩塌了下来，脸上紧张的肌肉也一下子松弛了。也许是因为生理补偿或是因为努力劳作而变得极大的左眼里，突然射出了冷冰冰的光线，刺得我浑身不自在。
“怎么会错呢？有饭吃，有衣穿，有男人，有孩子，除了缺一只眼，什么都不缺，这不就是‘不错’吗？”她很泼地说着。
我一时语塞了，想了半天，竟说：“我留在母校任教了，据说，就要提我为讲师了……我很想家，不但想家乡的人，还想家乡的小河、石桥、田野、田野里的红高粱、清闲的空气、婉转的鸟啼……趁着放暑假，我就回来啦。”
“有什么好想的，这破地方。想这破桥？高粱地里像他妈×；的蒸笼一样，快把人蒸熟了。”她说着，沿着漫坡走下桥，站着把那件泛着白碱花的男式蓝制服褂子脱下来，扔在身边石头上，弯下腰去洗脸洗脖子。她上身只穿一件肥大的圆领汗衫，衫上已烂出密密麻麻的小洞。它曾经是白色的，现在是灰色的。汗衫扎进裤腰里，一根打着卷的白绷带束着她的裤子，她再也不看我，撩着水洗脸洗胳膊。最后，她旁若无人地把汗衫下摆从裤腰里拽出来，撩起来，掬水洗胸膛。汗衫很快就湿了，紧贴在肥大下垂的乳房上。看着那两个物件，我很淡地想，这个那个的，也不过是那么回事。正像乡下孩子们唱的：没结婚是金奶子，结了婚是银奶子，生了孩子是狗奶子。我于是问：
“几个孩子了？”
“三个。”她拢拢头发，扯着汗衫抖了抖，又重新塞进裤腰里去。
“不是说只准生一胎吗？”
“我也没生二胎。”见我不解，她又冷冷地解释，“一胎生了三个，吐噜吐噜，像下狗一样。”
我缺乏诚实地笑着。她拎起蓝上衣，在膝盖上抽打几下穿到身上去，从下往上扣着纽扣。趴在草捆旁边的白狗也站起来，抖擞着毛，伸着懒腰。
我说：“你可真能干。”
“不能干有什么法子？该遭多少罪都是一定的，想躲也躲不开。”
“男孩儿女孩儿都有吧？”
“全是公的。”
“你可真是好福气，多子多福。”
“豆腐！”
“这还是那条狗吧？”
“活不了几天啦。”
“一晃儿就是十几年。”
“再一晃儿就该死啦。”
“可不，”我渐渐有些烦恼起来，对坐在草捆旁边的白狗说，“这条老狗，还挺能活！”
“噢，兴你们活就不兴我们活？吃米的要活，吃糠的也要活；高级的要活，低级的也要活。”
“你怎么成了这样？”我说，“谁是高级？谁是低级？”
“你不就挺高级的吗？大学讲师！”
我面红耳热，讷讷无言，一时觉得难以忍受这窝囊气，搜寻着刻薄词儿想反讥，又一想，罢了。我提起旅行袋，干瘪地笑着，说：“我可能住到我八叔家，你有空儿就来吧。”
“我嫁到了王家丘子，你知道吗？”
“你不说我不知道。”
“知道不知道的，没有大景色了。”她平平地说，“要是不嫌你小姑人模狗样的，就抽空儿来耍吧，进村打听‘个眼暖’家，没有不知道的。”
“小姑，真想不到成了这样……”
“这就是命，人的命，天管定，胡思乱想不中用。”她款款地从桥下上来，站在草捆前说，“行行好吧，帮我把草掀到肩上。”
我心里立刻热得不行，勇敢地说：“我帮你背回去吧！”
“不敢用！”说着，她在草捆前跪下，把背棍放在肩头，说，“起吧。”
我转到她背后，抓住捆绳，用力上提，借着这股劲儿，她站了起来。
她的身体又弯曲起来，为了背着舒适一点儿，她用力地颠了几下背上的草捆，高粱叶子沙沙啦啦地响着。从很低的地方传上来她瓮声瓮气的话：
“来耍吧。”
白狗对我吠叫几声，跑到前边去了。我久久地立在桥头上，看着这一大捆高粱叶子在缓慢地往北移动，一直到白狗变成了白点儿，人和草捆变成了比白点儿大的黑点儿，我才转身往南走。
从桥头到王家丘子7里路。
从桥头到我们村12里路。
从我们村到王家丘子19里路，八叔让我骑车去。我说算了吧，十几里路走着去就行。八叔说：现在富了，自行车家家有，不是前几年啦，全村只有一辆半辆车子，要借也不容易，稀罕物儿谁不愿借呢。我说我知道富了，看到了自行车满街筒子乱蹿，但我不想骑车，当了几年知识分子，当出几套痔疮，还是走路好。八叔说：念书可见也不是件太好的事，七病八灾不说，人还疯疯癫癫的。你说你去她家干什么子，瞎的瞎，哑的哑，也不怕村里人笑话你。鱼找鱼，虾找虾，不要低了自己的身份啊！我说八叔我不和您争执，我扔了二十数三十的人啦，心里有数。八叔悻悻地忙自己的事去了，不来管我。
我很希望能在桥头上再碰到她和白狗，如果再有那么一大捆高粱叶子，我豁出命去也要帮她背回家；白狗和她，都会成为可能的向导，把我引导到她家里去。城里都到了人人关注时装、个个追赶时髦的时代了；故乡的人，却对我的牛仔裤投过鄙夷的目光，弄得我很狼狈。于是解释：处理货，3块6毛钱一条——其实我花了25块钱。既然便宜，村里的人们也就原谅了我。王家丘子的村民们是不知道我的裤子便宜的，碰不到她和狗，只好进村再问路，难免招人注意。如此想着，就更加希望碰到她，或者白狗。但毕竟落了空。一过石桥，看到太阳很红地从高粱棵里冒出来，河里躺着一根粗大的红光柱，鲜艳地染遍了河水。太阳红得有些古怪，周围似乎还环绕着一些黑气，大概是要落雨了吧。
我撑着折叠伞，在一阵倾斜的疏雨中进了村。一个仄楞着肩膀的老女人正在横穿街道，风翻动着长大的衣襟，风使她摇摇摆摆。我收起伞，提着，迎上去问路。“大娘，暖家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