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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土地。以著名的老穆勒为代表的功利主义行政官员，较喜欢土地国有化和一大群小佃农，以避免再度出现土地贵族的危险。如果印度只有一点点像英国，辉格党的观点当然更具压倒性的说服力，而在 1857年的印度兵变之后，由于政治原因它确已变得如此。其实，这两种观点都同样与印度农业无关。然而，随着工业革命在国内开展，老牌东印度公司的小我利益（即要有一个适度繁荣的殖民地供其剥削），日益从属于英国工业的总体利益（即要把印度作为一个市场、一种收入来源，而不是一个竞争者）。于是，功利主义政策得到优先考虑，因为它可确保英国的严格控制和高额的税款收益。在英国统治以前，传统赋税限额平均占岁收的三分之一；而英国课征的标准基础，却高达岁入的一半。直到教条的功利主义政策造成明显的贫困和1857年的起义之后，赋税才降低到一个不那么横征暴敛的税率。
把经济自由主义运用于印度土地之上，既没有创造出一群开明的土地所有者，也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自耕农阶层。只是带来了另一种不确定因素，另一个农村寄生虫和剥削者（例如，英国统治时期的新官员）的复杂网络，一次土地所有权的大量转移和集中，以及农民债务和贫困的加剧。在东印度公司刚接管坎普尔（cawnpore）地区（北方邦）时，该地有84％以上的土地为世袭地主所拥有。到1840年，约有40％的土地被其所有人购得，1872年更上升到 62．6％。此外用1846－1847年，西北诸省（北方邦）的三个区，有3000多块土地或村庄（大致是总数的五分之三）从最初的所有者那里易手，其中超过750个转移到放债人手中。
功利主义的官僚们，在这一时期确立了英国统治，他们所采行的开明而且制度化的专制主义，颇值得一提。这种专制统治带来了和平、多项公共服务、行政效率。可靠的法律，以及较廉洁的政府。但在经济上，它们显然失败了。印度不断被夺取无数生命的饥荒所折磨，其规模之大，远超过在欧洲政府、欧洲类型的政府，甚至帝俄管辖下的所有地区。也许（尽管缺乏较早时期的统计资料），随着那个世纪渐进尾声，饥荒却日益严重。
除了印度之外，只有另一个大型殖民（或前殖民）他曾经尝试施行自由主义的土地法．此即拉丁美洲。在媾那里，只要白人殖民者能够得到他们想要的土地，旧式的西班牙封建殖民，从来不曾对印第安人的土地财产制度，表现出任何偏见，就算它们多半是属于部落集体共有的。然而，各国的独立政府却按照它们深受激励的法国大革命和边沁主义的精神，致力实现自由化。例如，玻利瓦尔在秘鲁下令将村社土地分给个人所有（1824年）；而且大多数新兴共和国，也以西班牙自由派的方式废除了限定继承权。贵族土地的自由化可能造成土地的某种重组和分散，虽然广大的庄园（estancia，finca，fundo）仍是大多数共和国的土地主导形式。对于部落土地财产的抨击，只收到极小的成效。实际上，直到1850年后，这个问题才真正迫切起来。其政治经济的自由化，事实上仍像其政治制度的自由化一样，是人为的。尽管有议会、选举、土地法等等，拉丁美洲大体上仍以非常类似从前的方式，继续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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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结果 第八章 土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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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权的革命，是传统农业社会解体的政治面貌；新的农村经济和世界市场的渗入，则是其经济面貌。在1787－1848年间，这种经济面貌的转变尚不完全，这可用非常有限的移民率来衡量。直到19世纪晚期的农业大萧条之后，铁路和汽船才开始建立一个单一的世界农业市场。因此，地方农业大体上没有受到省际甚或国际的竞争。工业竞争几乎尚未严重冲击到无数的农村手工业和家庭制造业，如果有，也只是使其中一些转而面向更广阔的市场生产。在成功的资本主义农业地区之外，新的农业方式只能以非常缓慢的速度渗入农村。虽然由于拿破仑对（英国）蔗糖和新粮食作物（主要是玉米和马铃薯）的歧视，使得新的工业作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特别是甜菜制成的糖。新的农村经济和世界市场，采取一种特别的经济结合，例如高度工业化和抑制正常发展的紧密结合，通过纯经济的手段，在农业社会里造成一次真正的大变动。
这样的结合的确存在，而这样的大变动也的确在爱尔兰，以及程度较轻的印度出现过。在印度发生的变动，只是单纯的毁灭。曾经繁盛一时，作为农村收入补贴的家庭和乡村工业，在几十年间全部毁灭；换句话说，这就是印度的非工业化。1815－1832年间，该国出口的棉纺织品总值，从130万英镑降到不足10万英镑，而英国棉纺织品的进口则增长了16倍以上。到了1840年，一位观察家已经对将印度变成“英国农场”的灾难性后果提出警告：“她是个制造业发达的国家，她的各种制成品已存在好几个世纪，而且如果允许公平竞争，她也从未受到过任何国家的挑战……现在使她沦为一个农业国家，对印度而言，是十分不公正的行为。”这样的描述会使人产生误解，因为在印度就像在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制造业的潜在影响力，在许多方面都是农业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非工业化的结果，将使得农村更加依赖于变化莫测的收成运气。
爱尔兰的情况更具戏剧性。当地那些人口不多、经济落后、仅靠农耕维生、极无保障的小佃农，得向一小撮不事耕作、通常不住在当地的外国地主缴纳他们所能负担的最高租税。除东北部（乌尔斯特地区＇ulster＇）以外，这个国家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已在英国政府重商主义的政策下，长期被非工业化，尔后更因英国工业的竞争而更加严重。一项简单的技术革新，即用马铃薯代替以前盛行的主要作物，已使人口大幅增长成为可能，因为一公顷种植马铃薯的土地，远比一公顷种植牧草或实际上种植其他大多数作物的土地，能养活更多人。由于地主们需要最大数量的纳租佃农，加上后来为了出口到日益扩大的英国粮食市场，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投入新农场，于是遂带动了无数小型持有地的增加：到了1841年，不算不计其数、面积低于一公顷的小耕地，康诺特地区（connacht）的大型耕地中，有 64％面积在五公顷以下。于是，当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这些小面积土地上的人口呈倍数增加后，每人每天仅能靠10…12磅马铃薯和（至少直到19世纪 20年代）一些牛奶，以及偶尔品尝一点鳕鱼维生，其贫困状况在西欧是无与伦比的。
既然没有替代的就业方式（因为工业化被排除了），这种发展的结局无疑是可以预见的。一旦人口增加到连最后一块勉强可耕沼泽地的最后一片马铃薯都不能养活的时候，灾难就降临了。反法战争结束不久后，前兆就出现了。食物匮乏和疾病流行，再次开始使人口大量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因为无法从土地上得到满足，这点显而易见，无需说明。19世纪40年代的歉收和农作物病虫害，不啻是雪上加霜。没有人知道或准确知道，1847年爱尔兰大饥荒到底造成了多少人死亡。这是本书所论时期欧洲历史上最严重的人类灾祸。粗略的估计，大约有11万人因饥饿而死亡。而在1846－1851年间，另有100万人从这个灾难的岛上移民出去。 1820年爱尔兰只有不到700万的居民，1846年也许有850万人，1851年减少到650万，而且自此以后，其人口因移民而不断减少。“呜呼，可怜的农民！”一位教区神父以中世纪黑暗时代编年史家的口吻写道：“呜呼，灾年肆虐，永不可忘！”在那几个月里，高威省（galway）和马约省（mayo）没有任何一个孩子来受洗，因为没有任何婴儿出生。
1789 －1848年期间，印度和爱尔兰也许对农民来说是最糟糕的国家，但是如果可以有选择机会的话，也没有一个人愿意当英国的农场雇工。人们普遍认为，这个不幸阶级的生存状况，在18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明显恶化，部分是因为经济力量的作用，部分也是因为致人贫困的“斯平汉姆兰制度”（1795年）。这是个立意良善却尝试错误的制度。原想用济贫税的补助金，保证工人拥有最低工资，不料其主要结果却是鼓励农场主人降低工资，并使雇工道德败坏。雇工们愚笨无力的反抗骚乱，表现在19世纪20年代日益增多违法行为，19世纪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