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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结构也许是一次艺术上的铤而走险。它首先要求我必须调动自己二、三十年来的全部的乡镇生活积蓄，必须灌注进自己的生活激情，压缩进大量的生活内容。同时，对我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也是一次新的考验。时间跨度大，叙述必然多。我觉得叙述是小说写作——特别是中长篇小说写作的主要手段，叙述最能体现一个作家的语言风格和文字功力。我读小说就特别喜欢巴尔扎克作品中的浮雕式的叙述，自己写小说时也常常津津乐道于叙述。
《芙蓉镇》在今年年初发表后，有段时间我颇担心读者能否习惯这种“土洋结合”的情节结构，以及整块整块的叙述文字。但是不久后，读者的热情来信消除了我的这种担心，大都说“一口气读了下去”。当然也有些不同的看法，比方一位关心我的老
作家基本肯定之余，指出我把素材浪费了，本来可以写成好几部作品的生活，都压缩进十几万字的篇幅里去了。还有，前些时一位文学评论家转告我，《人才》杂志有位同志全家人都看了《芙蓉镇》，十分喜欢，却又说“这位作家在这部作品里，大约是把他的生活都写尽了”。
还有些读者来信说，《芙蓉镇》就像是他们家乡的小镇，里边的几个主要人物，如胡玉音、秦书田、谷燕山、黎满庚、王秋赦、李国香等，他们都很熟悉，都像是做过邻居、当过街坊似的……今年四月里的一天，我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客房里修订书稿，忽然闯进来一个中年汉子，自报姓名，说是内蒙古草原上的一位中学教员。他说，“老古同志，我就是你写的那个秦书田……我因一本历史小说稿，‘文革’中被揪斗个没完没了，坐过班房，还被罚扫了整整六年街道……”说着，他泪水盈眶，泣不成声。我也眼睛发辣，深深地被这位内蒙草原上的“秦书田”的真挚感情所打动。
《芙蓉镇》里所写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有生活原型，有的还分别有好几个生活原型。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位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同志曾经向我转达过这样一个问题，谷燕山是《芙蓉镇》里老干部的正面形象，是个令人同情、受人敬重的老好人，是否过分强调了他作为“普通人”的一面？我觉得这确是一个值得评论家们进行探讨的问题。毫无疑义，在我们当代的文学作品中已经塑造出了许多感人的老干部形象。这些形象大都是从战争年代的叱咤风云的指挥员们身上脱颖出来的，具有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和高屋建瓴的雄才大略。而我要写的却是和平时期，工作、生活在南方小山镇上的一位南下老干部。没有枪林弹雨，也不是干军万马大会战的建设工地。谷燕山首先是个普通人，是山镇上百姓们中间的一员，跟山镇上的百姓们共命运，也有着个人的喜好悲欢。然而他主要的是一个关心人、体贴人、乐于助人的正直忠诚的共产党员。他的存在，无形中产生了一种使小山镇的生活保持平衡、稳定的力量。在山民们的心目中，他成了新社会、共产党的化身，是群众公认的“领袖人物”。当然，这样写党的基层领导者形象，特别是毫无隐讳地写了他个人生活的种种情状，喜怒哀乐。或许容易产生一种疑问：在“英雄人物”、“正面人物”、“中间人物”、“转变人物”等有限的几个文艺人
物品种里头，他到底应该归到哪一类、入到哪一册去呢？要是归不到哪一类、入不了哪一册又怎么办？由此，使我联想到我们的文学究竟应当写生活里的活人还是写某些臆想中的概念？是写真实可信的新人还是写某种类别化了的模式人、“套中人”？所以我觉得，谷燕山这个人物尽管有种种不足，但作为我们党的基层干部的形象，并无不妥。
简单地给人物分类，是左的思潮在文艺领域派生出来的一种形而上学观点，一种习惯势力，是人物形象概念化、雷同化、公式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繁荣起着阻碍作用。近些年来我力图在自己的习作中少一些它的束缚，但进展甚微，今后还需要花大力气，做长时间的探索。
许多湖南籍的老作家，总是要求、劝导我们年轻一辈，要植根于生活的土壤，开阔艺术视野，写出生活色彩来，写出生活情调来。他们言传身教，以自己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范例。“写出色彩来，写出情调来”，这是前辈的肺腑之言，艺术的金石之音。要达到这一要求，包含着诸种因素，有语言功力问题，生活阅历、生活地域问题，思想素养问题等等。这决不是说习作《芙蓉镇》就已经写出了什么色彩和情调。恰恰相反，我的习作离老一辈作家们的教诲甚远，期待甚远，正需要我竭尽终生心力来执著地追求。好些读者和评论工作者曾经热情地指出了《芙蓉镇》的种种不足，我都在消化中，并做认真的修改、订正。
“看世界因作者而不同，读作品因读者而不同”。应当说，广大读者最有发言权，是最公正的评论者。以上所述，只不过是一篇有关《芙蓉镇》的饭后的“闲话”而已。
古 华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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