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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曙焰老人说，那时有碗热乎乎的子粥，他吃了就能走。他说得没错，他活不了了，谁也不能救他。但是，你不能走，只要他还有一口气，你就要陪着你的战友。这是个原则问题。然后给他弄座雪坟。
许多老人谈到雪坟。
单立志老人说，战场上，只要条件允许，烈士遗体是一定要背下来掩埋的，不能让敌人糟蹋。中国人讲入土为安。环境好时，买口棺材，或是用白布包裹好了埋了。要深埋，那坑怎么也得挖下去两米才行，不然狼呀什么的闻到味儿，能扒拱出来。1938年后就难了。用刺刀抠，拿手扒，弄出个能放进去人的坑，几个人也得喘上几气，用上半天工夫。有时找个坑洼处埋了。冬天冰天冻地的，那坑就更难刨了。有树洞最好了，放进去，能搬动的石头弄几块堵住洞口，搬不动就弄些雪盖上。敌人跟腚撵你，火化暴露目标，烧个人得多长时间？没别的法子，能做到的就是雪坟了。
老人叹口气：抗联没留下几座坟哪。
彭施鲁老人说，《国际歌》第一句是“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第一句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什么是“饥寒交迫的奴隶”？什么是“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那时不知道《义勇军进行曲》会成为国歌，可在那大山里，在雪坟前，我们就唱着这样的歌。有时连唱歌的劲儿都没了，用手捧起一座座雪坟，那心头也是这样的旋律。
老人问我：你说，什么叫“抗联精神”？
第46章 “妈个××，你个叛徒！”
宋一夫等等
宋一夫，别名宋效贤、宋祥，1911年生于山东省莱芜县，十七岁闯关东，毕业于哈尔滨东省补习学校。“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义勇军，1933年入党，历任宁安团委书记、穆棱县委书记、道北特委书记、5军政治部主任、吉东省委书记、2路军政治部主任。
1932年秋，宋一夫、胡仁和张镇华，来到穆棱县八面通狍子沟，就是李范五的家乡。一看就是知书达理的3个年轻人，热情和气，还能吃苦，帮老乡割地、打场，只吃饭不要工钱，挺受欢迎。时间长了，相处熟了，就开始宣传抗日救国。
穆棱游击队是1933年2月成立的，队长宋一夫，政治指导员胡仁，副指导员张镇华。开头只有21个队员，这年夏天扩大到150多人，成为后来5军重要的骨干队伍之一。
一个叛徒，一般来说，对于他叛变之前的正面的东西，人们是不大愿意提及的。堪称东北党和抗联中职务最高的叛徒，宋一夫在这方面，似乎也真没什么可谈的。而他的出生时间则告诉我们，在吉东、南满、北满3个省委的历任书记中，他的年纪是最小的。就是在穆棱游击队，几位主要领导中，也是如此。同样有点儿不可思议的，是本该让人想到“年轻有为”的吉东党和抗联的这位重要领导人，据说却是能力平平，连他自己也这么认为。
1936年4月26日，《老宋（宋一夫——笔者）给代表团的信》中说：“现在负此重要责任（指5军政治部主任——笔者）在力量上太不胜任”，“代表团定想办法解决我的问题为要。最好在5军派遣队内派一最得力的干部领导才好，千万不要疏忽”。
1937年（无月）5日，这时他好像刚被任命为吉东省委书记，又在一封信中说：“我的历史及工作方面谅同志详细，我本是一个无计划无领导能力的一个人，现在负这两重大责任实有力所不及，在我本意更不欲作这种有其名而不能担其责工作，目前正处于战事紧急关头，一切问题更须具有果断解决，最低限度重大责任者，要有政治基础，若不，在执行工作上恐有莫大防（妨）害。我是为了我党前途巩固和路线重大计，希在开吉东省党会议上要详细的来解（决）我的问题才好！若不这样，恐在我前途工作上有危险性。”
难说是真情，还是假意，我们知道的是作为叛徒的能力和杀伤力，却是很大的。
日本战犯、伪满警务总局特务处特务科长坂田义政等人写的《伪满警察罪恶史》中有这样的文字：
他（指哈尔滨特务科的“优秀特务”泉屋利吉——笔者）所使用的最得力的密侦是宋一夫。宋一夫曾经是第二路军第五军周保中部队的政治部主任，1941年（应为1938年——笔者）在五常县同警察讨伐队交战中负伤，因伤情严重而脱离部队，潜入哈尔滨市内，躲在买卖街的情妇家中养伤，被特务泉屋发现。宋一夫在泉屋的威胁和利诱下终于叛变，成为泉屋的密探，被任用为警察官。1941年末，宋一夫接受泉屋的指示，接触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中的国民党员，同长春工业大学内的组织取得了联系，负责在哈尔滨召开伪装的党的扩大联席会议工作。同年12月30日，终于在哈尔滨召开了由警察伪装的党的扩大联席会议，将到该地集合的20余名学生党员全部逮捕，一网打尽，揭开了所谓的“一二·三○”国民党第一次逮捕的序幕。
1943年，宋一夫又接受泉屋的指令，接近东兴县委韩某等4人，发现了由张瑞涛组织并领导的在巴彦、木兰、东兴县内成立的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抗日救国会组织，1943年3月15日逮捕了420名爱国者，将其中的265人投入监狱、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
还有比叛徒更可怕的敌人吗？
1939年2月1日，《中共吉东省委执行部关于叛徒宋一夫、关书范、曲成山等事件的通告》中，说宋一夫：
一九三八年八月在第二、四、五军部队联合远征的途中，在中东铁路南一面坡附近宿营中，籍词巡查步哨，趁机潜逃。临逃以前将所带重要文件、图书、自来得手枪遗留给本部。临逃时拐去公款一千二百元，小手枪一支，并诱同本部随从副官王树生（宋的同乡）一同潜逃。
比宋一夫小两岁的关书范，宁安县人，曾任吉东局团委书记，5军1师政治部主任、师长，5军党委书记。2路军西征失利，宋一夫逃跑，关书范率一师余部返回刁翎地区后，以“假投降”为名，与日寇三道通工作班接洽。这个之前也曾审讯、判处投敌叛变分子死刑的人，被以同样的罪名处死。
有人拿程斌与关书范比较，都是中学毕业，都是主力军的主力师长，都有很强的工作能力，都曾受到器重和信赖。不过，关书范似乎更侧重于政治方面。此人思想活跃，乐于也敢于发表见解，点子也多，来得也快。有人说他是5军的才子。
6军21师参谋长韩铁汉，名叫铁汉，却是个软蛋。但他没叛变前，不能说是软蛋。程斌也曾被评价为“对党忠诚”。关书范成为叛徒不久前，还被认为“足为革命模范”。宋一夫叛逃前一个多月，还被视为“党中央所注重的纯洁干部，故有重要委托”。而其在西征途中，还表示“愿以最后一滴血来执行党所赋予的重大任务”。
日本鬼子说宋一夫，“因伤势严重而脱离部队”，有老人说他只是腿上负了轻伤。沿途那么多关卡盘查，他能和副官到得了哈尔滨，说明只能是后者。他把重要文件、图书和匣子枪都留下了，只带走1200元钱和防身小手枪，这时好像还未想投敌叛变。但他临阵脱逃，说明他思想动摇，感到抗战胜利无望了。
1938年后的叛徒迭出，都离不开当时环境的大背景。
10月4日，即宋一夫叛变两个多月后，《崔石泉、郑鲁岩给周保中、宋一夫的信》中说：
自日本法西斯强盗更进一步的实行其归屯并户毒辣政策以后，的确增加我们更多的困难，因为没处吃没处住，有些失掉民族自信心的分子，就有了动摇的表现，日寇的奸细也就趁机鼓动，因此在旧历三月间就有一师二团一连的叛变，逃亡江东，三师七团三连有四个弟兄叛变当小线，在旧历四月初旬二团受了日寇奸细刘龙海的挑拨，把副官长张文青、科长金铎、队员李浩顺三个同志用斧子砍了，带领全团投降义顺号。其中有六个同志带枪跑回来了，警卫连前后叛变的共有八个，其中三个当小线，三个投降，两个踪迹不明。正月间一团有三个叛变投降了，地方工作叛变投降的一个，叛变未遂被查出处死的五个，二师先后叛变的有五团（好胜）九人，七团（占一）全团，八团（孟尝君）二十多人，四团六人，六团（三江）全团叛变又缴回来了。
1939年6月15日，《中共北满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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