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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清朝-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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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向庄烈帝当面陈述办理辽事的方略:“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

他的意思是说:明朝政府过去不注意安抚辽河流域的汉人,训练辽河流域的汉人为兵,而只知道抽调各省的兵北来,搜括各省的财赋(所谓辽饷),来养这些“征辽”的兵,是错误的。

果然,在他奉命尚未启程之时,驻宁远的两湖与四川的兵就哗变了,打伤巡抚。他赶到宁远以后,杀了十五个乱首,贬了两个乱首,把兵变镇压下去。他把赵率教派在山海关,祖大寿派在锦州,又提拔了一个何刚驻扎宁远。局面稳定以后,他重新埋头从事于设防、练兵与屯田的工作。

皇太极知道袁崇焕不是易与的,有袁崇焕守住了锦州、宁远、山海关,皇太极无法对明有何举动。除非绕到内蒙古去,迂回作战。而朝鲜一日不征服,却也难免后顾之忧。 

 《细说清朝》一八、西征察哈尔
 皇太极为了对付明朝,必须西征察哈尔。

当时察哈尔的君主叫做林丹汗。林丹汗是小王子(达延汗)的嫡系苗裔,而小王子是元顺帝(妥前帖木儿)的八世孙。元顺帝丧失长城以南的领土,子孙分崩离析。这小王子重振家声,于明宪宗成化年间统一漠南、漠北,自称“大元大可汗”。

小王子有十一个儿子。他把这些儿子分封在漠南、漠北各处。

他带了长孙卜赤,住在离开明朝边界最近之处。因此,卜赤的部属被称为察哈尔。“察哈尔”的意思,是“近边”。

继承了小王子的可汗位置的是卜赤一房的子孙。其中最著名的是林丹汗,与林丹汗以前的一个是“土门汗”。

明朝的官方文书,称土门汗为“土蛮”,称察哈尔为“插汉儿”,或“插汉”。

这一位“插汉儿土蛮”很喜欢打仗,常常骚扰明朝的辽东各地,尤其是锦州、义州。

他而且会勾结嫩江、松花江流域与热河北部的“兀良哈”,每每能纠合七八万骑兵,甚至十几万,声势十分浩大。

“兀良哈”是谁呢?是“树林中打野兽的人”。他们实际上也是蒙古人,不过文明程度较为落后而已。

倘若不是李成梁智勇双全,土门汗定能吃掉辽东,创造一个掩有辽河与西辽河流域的新帝国;比努尔哈赤的汗国早几十年。 土门汗死后,林丹汗能力较差,察哈尔不再与明朝有大规模的冲突,反而作了明朝的藩属,成为皇太极西进途中的一个障碍。

皇太极把热河北部的札鲁特、巴林,热河中部的奈曼、敖汉、喀喇沁等若干部落,俱已先后收为臣属,便在天聪六年(崇祯五年,l632年)率领大军,溯西辽河而上,对察哈尔御驾亲征。林丹汗不战而逃,逃到了绥远的归化城。他的部属十之七八均不曾随他逃走,统统被皇太极俘虏。

两年以后,皇太极又御驾亲征一次。林丹汗想逃至宁夏去,在半路上病死。

不久,他的儿子额哲向皇太极投降。皇太极把一个女儿嫁给额哲,其后封额哲为和硕亲王。

康熙年间,察哈尔的人被清朝政府编为“察哈尔八旗”,指定四旗在多伦以西,四旗在集宁的周围定居。  

 《细说清朝》一九、五入长城,称帝,改国号为“大清”

皇太极及其所派遣的统帅,前后进入长城五次。

第一次,在天聪三年(崇祯二年,1629年),他自己率领代善、莽古尔泰、阿济格、济尔哈朗、阿巴泰,与女真八个旗的军队,加上科尔沁族二十三个贝勒的蒙古兵,“孤注一掷”。目的却不是为了消灭明朝,只想取得明朝对他的大金汗国的承认。

他的军队经由热河,攻下长城的大安口与龙井关,进入罗文峪,占领遵化,驻在遵化的巡抚王元雅自杀,从山海关来援的总兵赵率教阵亡。

皇太极在拿下遵化以后,势如破竹,连陷蓟州、三河、顺义、通州,开到北京城边,把主力扎营在土城关,两翼分布在北京的东郊与北郊。大同总兵满桂(是一个蒙古人)、宣化总兵侯世禄、锦州总兵祖大寿,与驻在宁远的督师袁崇焕,都赶紧率兵回到北京城郊。

袁崇焕与祖大寿扎营在沙窝门,满桂与侯世禄扎营在德胜门。崇祯皇帝下旨各军,一律听受袁崇焕的号令。

各个贝勒纷纷请皇太极立刻攻城,皇太极不肯。他知道,进攻北京这样既高且坚的城,不是容易的事,该比宁远城难得多。况且,袁崇焕的厉害,他的父亲和他都是领教过的。

恰好,有一个王太监向他投降。他就准备了一封求和的信,托这个王太监递给崇祯皇帝。无奈崇祯皇帝不是一个肯缔结“城下之盟”的人,皇太极的这一封信于是石沉大海。

其后,捉了两个太监,其中一个姓杨;另一个姓什么,现在已难查考。皇太极忽然想起《三国演义》中周瑜骗蒋干的故事,便利用两个汉人降将,叫其中的一个鲍承先扮演周瑜,把杨太监请到帐中。夜深以后,这杨太监假装睡熟,偷听鲍承先和别人淡话,却正好中计,当了蒋干。

杨太监没有遇到多少阻碍,就顺利地逃出金军营垒,回到宫内。他向崇祯皇帝报告,说亲耳听到金军军官谈论:袁崇焕与皇太极已有勾结,所以皇太极才不肯与袁祟焕交锋。

崇祯皇帝是个既多疑又易于冲动的人,一听杨太监的话,便在十二月初一这一天召见袁祟焕,当场将他逮捕,关在“诏狱”(御牢)。朝廷中一些大小官僚恨袁崇焕的很多,甚至有说皇太极是他勾引来的,也有说他带了两万兵回师北京是擅自行动。(结果,在次年八月,袁崇焕竟以私自讲和与擅杀毛文龙两件事,被定了谋叛之罪,凌迟处死!)

在袁崇焕被召见而逮捕的时候,祖大寿也被召见,站在袁崇焕的旁边,吓得浑身打颤。辞出宫城以后,祖大寿便在十二月初三带了自己的一万五千兵,向东开拔,离开北京郊外的战场,不愿意再替崇祯皇帝卖力。他想出关,抢嫩江流域朵颜卫的地盘,自创一个局面。幸亏孙承宗赶紧派了马世龙去招抚祖大寿的部下,又亲自写信劝祖大寿不可如此,事情才不致闹大。

孙承宗也劝好了崇祯皇帝对祖大寿不加追究。他而且替崇祯皇帝守住了山海关,慢慢地稳住了滦东。

皇太极虽则运用反间计除掉了袁崇焕,却依然不敢攻打北京,只写了两封求和的信,放在安定门与德胜门,撤兵而回。

皇太极之所以急于退兵,与孙承宗之东山再起不无关系。事实上,孙承宗的威望与能力,更比袁崇焕高。

可悲的是明朝的国运。孙承宗这时年事已高(六十七岁),在皇太极进入长城以后,方被恢复兵部尚书原官,出守通州,遇到祖大寿的事变,当机立断,挽救了山海关与滦东。皇太极撤兵以后,留下重兵在永平、遵化、迁安、滦州。孙承宗派兵将这四城一一收复。

崇祯四年(1631年),他出关巡视防务,把高第所废弃的营垒与城堡,重新修筑了很多,偏又逢到了一个不争气的吴襄(吴三桂的父亲)临阵畏怯,打了一个败仗,把大凌城丢了。祖大寿这时守大凌城,粮尽援绝,降了金军。(这是祖大寿第一次投降,不久便被皇太极放还,明朝政府叫他改守锦州。)

因此,孙承宗又被废免,回居原籍(河北高阳)。崇祯十一年(1638年),皇太极的军队第四次进入长城,打到高阳,孙承宗以七十六岁的老人率领本地百姓守城,城破以后自杀。

替皇太极守永平的是“二贝勒”阿敏。阿敏的父亲,是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赤。阿敏勇敢善战,被努尔哈赤重用,列为“四大贝勒”之一,与代善、莽古尔泰、皇太极同坐并列,共理国政。皇太极继位以后,有一个时期阿敏与代善、莽古尔泰,仍与皇太极同坐听朝。

皇太极两征朝鲜,阿敏的功劳很大。这一次,叫他守永平,他却十分跋扈,纵兵大掠榛子镇,尽掳汉民为奴,又坐视滦州被明军收复而不救;最后,不战而弃永平,于临走之前,将城内的人民屠杀净尽。皇太极很生气,把他关了,其后他死在牢里。

天聪六年(1632年)六月,皇太极在打察哈尔打到了归化城以后,集中军队在张家口的北边,“列营四十里”,宣称等待明朝的当局来讲和,而且只等待十天。明朝驻宣化的巡抚沈棨、总兵董继舒,派人向皇太极说,愿意缔约。皇太极派了一位大臣阿什达尔哈,去和沈棨杀了白马黑牛,誓告天地。

和约的内容,无非是两国言归于好,在张家口“互市”,每年由明朝送给金国若干匹绸缎、若干两金银。皇太极叫人告诉沈棨,说“和议包括辽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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