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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吉田茂说服不了大岛浩，1936年11月25日还是签订了那个“德日共同防共协定”。以后发展到“德意日三国同盟”。用吉田茂的话说来就是：“离大战还有一里路”了。
后来广田弘毅被作为甲级战犯被绞死，主要理由就是这个“德日联合防共协定”。但这只是表面上的理由，实际上是美国人需要绞死一个文官。真该绞死的首相近卫文麿已经自杀了，就拿广田来顶了缸。后来为了广田该不该绞死的官司一直打到了美国联邦法院，而且美国联邦法院居然受理这个官司！（这个远东军事法庭到底是不是“国际”的？）后来美国联邦法院勉勉强强以5比4的微弱多数表决决定美国联邦法院无权干涉另外一个国际法庭（还知道做一些表面文章）。这才把7个甲级战犯给绞了。
上绞刑架时，广田和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在一起排在东条英机的后面。临刑时一言不发，就是在板垣和木村三唱“天皇陛下万岁”时回头问了忏悔师一声：“他们是不是又在喊天皇万岁了？”
至于大岛浩中将呢？那位倒知道好歹，被同盟军抓起来时就已经做好了被绞首的思想准备。那位要说这是不是太夸大了，谈了一个条约就至于被绞首嘛。问题不止那一个条约，他和希特勒有过一个秘密会谈，希特勒教了他一手：造船容易，但海员培养起来难，所以德军潜水艇在攻击商船时杀光全部船员，以此来打击同盟国的海运。而大岛浩则把这句话转给了日本海军，所以大岛浩知道弄不好会要他对日本海军的战争犯罪行为负责。
言归正传，缔结了条约，马上报应就来了。当时正在和苏联谈更新捕鱼协定的事，苏联人听到日德签了协定，还是“防共”的，嘿，拜拜了您呢，立马不谈了。后来日本人好说歹说才劝着俄国人又回到了谈判桌上，但是俄国人立场坚定，一次就谈一年的，明年的明年再说，而以往的协定都是八年一次的。
到现在日本和俄罗斯的渔业协定还是一年一签，俄国人一不爽就拖延签协定，然后就到处抓日本渔船，让北海道的渔民和政府去吵去。所以到现在也看不到有什么人帮大岛浩翻案，你敢翻案首先北海道的渔民就饶不了你，北海道的议员也饶不了你，那拨为打不了鱼正闹心在呢。
1936年秋天还出了一件事，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大佐（就是9。18事件后，和板垣一唱一和策划了上海8。13事变的那位）在板垣参谋长的支持下，又想在内蒙古搞第二个满洲国了，抬了一个德王出来想建立一个什么“蒙古国”。但是这次板垣的运气没有上次和石原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好，上次碰上一个千载难逢的对手张大少学良，这次碰上的是傅作义。11月5日，德王发通电向绥远军傅作义叫板，11月14日还真地向傅作义进攻了。但天下哪有那么多张学良呢，11月24日德王被傅作义将军给包了饺子。关东军也就偃旗息鼓，又回头去经营那个“满洲国”了。
但别人没有什么“满洲国”可以经营呀，于是就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不，这边就整出来一个“7。7事变”。
军国幕僚——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三十四）
“7。7事变”的主谋是“支那驻屯军第一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这位是陆大29期的，毕业后分配在参谋本部，做过参谋本部庶务科长。“7。7事变”前一年升上大佐来到中国。一到中国就来了一个“第二次丰台事件”，时间是1936年9月18日。利用中日双方的械斗，威逼宋哲元交出了丰台。
得了手，尝到了甜头，一发而不可收拾，第二年又挑起了“卢沟桥事变”。
这位后来在进攻新加坡时是第18师团中将师团长，后来又作为15军军长指挥了有名的“英帕尔战役”。英帕尔战役之所以有名，是这位牟田口中将把皇军不要兵站的传统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造成饿死的皇军比战死的还多。这边打了败仗，他在后方修神社，天天拜天照大神。
牟田口打“英帕尔战役”的口号是：“大东亚战争是老子的责任，卢沟桥打第一枪挑起了这场战争是老子，现在也该老子来收拾这场战争，你们看着吧。”
战后牟田口被英国人抓住了，一开始准备以战犯罪名审判他。但英国人后来转眼一想，干什么要审判他呀？他哪是什么战犯呢？应该说是功臣还差不多，要不是这位牟田口中将成天在后方的昆明花天酒地地瞎指挥，那十万皇军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去集体投奔天照大神的。没准让谁查一下说不定还能查出来这个牟田口是英国的什么“地下党”也不一定。就放了他
英国人是放了他，但是日本人恨他尤在英国人之上。日军15军死里逃生的人都称他为“鬼畜牟田口”，想把他送上军事法庭。因为他竟敢撤了对他命令提出疑问的师团长，而根据日军的编成，师团长是直属天皇的，所以说他犯了日本的军法。但是说到这时才想起来日军早就解散了，也没有什么军事法庭能审判他。不过这位也真够无耻，每次15军有人死了，他总要到场，向所有人发一些小册子，说英帕尔作战失败与他无关。现在“牟田口廉也”这个字在日语中也就和“不要脸”成了同义词。
“7。7事件”发生以后，军部中央在如何处理上分成了两派，以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少将和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陆大33期军刀组，最后做到参谋次长）及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大佐（陆大34期，后任天津特务机关长，最后做到陆军次官）为首的不扩大事态派和以陆相杉山元大将（陆大22期，战败后被宣布为甲级战犯嫌疑犯后自杀，不然极有可能上绞架），军务局兵务课高级课员田中新一中佐（陆大35期），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大佐为首的主战派。
闹事的“支那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陆大25期）当时正病入膏肓（7月15日死去），参谋长桥本群少将（陆大28期军刀组，后来做到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但是由于诺门坎事件的牵连，39年被转为预备役）倒还是主张慎重行事，但一帮八杆子打不着的们却无比关心，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陆大21期），参谋长东条英机（陆大27期），朝鲜总督南次郎（陆大17期，后来的甲级战犯），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陆大22期，后来做到总理大臣，甲级战犯）等纷纷上书，要求中央“决断”。关东军还派辻政信和田中隆吉去前线给牟田口们打气。
当时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的石原立即决定了不扩大的方针，参谋总长闲院宫也向“支那驻屯军”下达了不扩大的指示，近卫内阁也在内阁会议上做出了不扩大的决定。
但是，局势已经不是他们能够控制的了。就是石原，也只好在7月27日决定在内地再动员三个师团以援救遭到顽强抵抗的牟田口们。于是7月28日“支那驻屯军”向北平，天津发动了全面进攻，至此，石原的“满洲国”和“最后决战”的画饼，以全成泡影。
以后石原即受排挤，下放到关东军去给东条英机当参谋次长。后来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前夕由于坚决反对东条的计划而被转入预备役，去立命馆大学教书去了，教的还是“国防学”。
战后抓战犯，麦克阿瑟第一是以东条划线。和东条闹不好的全都不问，再者石原没得罪过任何白鬼子，一般说关东军的参谋们都得罪过俄国人，可是这位石原连俄国人都跟他没仇。中国人不去追究的话就没人会追究他。因此石原就免于追究，可是石原却认为很没面子，混了半天，连个“战犯”都没有混上。在东京军事法庭检察团向他调查，一开始就问他有没有什么话要说的时候，石原说：“想说的话堆积如山，满洲事变的中心任务就是我这个石原，但是这个石原为什么不是战犯？这根本不合逻辑，所以想说的话堆积如山”，检察团只好赶紧打断他。
在场的美国记者马克•；盖恩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石原的眼睛十分严峻，几乎没眨过，想要把我们射穿一样”。
但是石原的证词中提到过的人名，像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桥本欣五郎全成了甲级战犯，就他不是。
据说中共对石原莞尔也很重视。石原退役以后写的书，延安曾经编成过一本《石原语录》来专门研究。林彪进军东北以后，也向“协和会”的石原派人员了解石原的思想。可能是对石原莞尔的“持久战”和“最终战争”比较感兴趣吧。
而国民党则不同。1936年11月西安事变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