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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在麻省理工念书时，有一天在兄弟会宿舍里，无缘无故地心电感应，觉得祖母去世了。紧接着电话铃声突然响起，不过电话不是打给我的，祖母还健在。这件事让我印象深刻，经常惦着也许有一天，别人会告诉我结局相反的故事。我想那也很可能碰巧发生，毕竟那时祖母已经很老了。当然，如果真有那样的事，很多人会认为是种超自然的现象。
阿琳生病期间，一直把那只钟放在床边，它却刚好在她去世的那一刻停顿。我明白，那些对这类事情疑信参半的人，在这种情况之下，不会立刻去研究事情的真相；他们会认定没人碰过那时钟，事情无法解释；而钟确实停了，确实可以算是一件惊人的超自然案例。
不过我注意到房间的灯光很暗，我甚至记得护士曾经拿起钟来，迎着光以看清楚一点，那很容易就把它弄停了。
我到外面走了一会。也许我在骗自己，但我很惊讶，自己竟然没有感觉到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应有的感觉。我并不愉快，也没有觉得特别难受，也许那是因为７年来已有心理准备，这件事早晚会发生。
我不晓得如何面对罗沙拉摩斯的朋友。我不想别人愁眉苦脸地跟我谈这件事。回去之后——路上又爆了一个轮胎——他们问我发生了什么事。
“她过世了。工作进行得怎么样？”
他们立刻明白，我不想镇日沉埋在哀伤里。很明显，我对自己做了心理建设：正视现实是那么重要——我必须慢慢厘清发生在阿琳身上的是怎么一回事——以致于一直到好几个月之后才哭出来。那时我在橡树岭，刚巧路过一家百货公司，看到橱窗内的洋装，心想阿琳一定会喜欢其中一件，就再也按捺不住了。
小鬼当家
等我重新投入计算工作时，发现情况一团糟。那里有白色的、黄色及蓝色的卡片。我说：“你们不是应该只做一个题目吗？只能做一个题目！”他们说：“出去，出去。
等一下，让我们说明一切。”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卡片通过机器时，它们有时会出错，又或者数字打错了。从前碰到这种情况时，我们都得重来一遍。可是他们发现，在某一轮的计算中出的错误，只会影响到邻近的数字，但下一轮计算中它会影响到某些数字，以此类推，例如，你一共要处理50张卡片，第38张发生错误，而影响到第37、38及39这3张卡片。到了下一循环，受影响的卡片是第36、37、38、39及40等5张。然后，错误就像瘟疫般蔓延开来。
有一次他们发现前面出了错误，想到一个办法，那就是只重新处理在错误前后的10张卡片。10张卡片通过机器所需的时间，要比50张少多了，因此当那有“病”的50张卡片还在跑的同时，他们让这10张快速通过，然后再把正确的卡片插回去，一切便回复正常了。十分聪明。
他们就用这种方法加快速度。事实上也别无他法了，如果他们碰到错误就停下来补救，进度一定落后。当然，你知道就在他们忙得不可开交时，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在蓝色的一叠卡片内发现有错，因此他们加进去一叠黄色的卡片，它们比蓝色的一叠运行快多了。而在紧要关头——弄完这个错误他们还要处理白色的卡片——我这当主管的跑进来了。
“不要来烦我们，”他们说，我再也没去烦他们。一切顺利，我们如期缴出答案。
费米、冯诺曼
刚开始时，我只是个无名小卒，后来我当了小组长，因此见过一些伟大人物。一生之中最令我振奋的经验之一，就是碰到这些光芒四射的物理学家。
当然，其中包括了费米（enrico fermi）。有一次他从芝加哥南下；那时我在研究一个题目，也得到了一些结果。可是牵涉到的计算十分复杂困难。通常我是这方面的高手：我总是能预测答案会是什么，又或者解释为什么会得到某些答案。可是这个题目太复杂了，我简直无法解释为什么得到那样的答案。
我们举行了会议，告诉费米我的困难，然后开始描述我得到的结果。他说：“等一下，在你告诉我答案之前，让我先想想。它应该是如此这般（他对了），然后因为这样跟这样，答案便变成这样这样，最明显的解释是……”
他做的就是我最在行的事，但他比我高明十倍。那真是印象深刻的一课！
还有就是伟大的数学家冯诺曼。我们经常在星期天一起散步——通常在附近的峡谷中，同行的还有贝特及巴查，那是很愉快的经验。冯诺曼教会了我一个很有趣的想法：
你不需要为身处的世界负任何责任。因此我就形成了强烈的“社会不负责任感”，从此成为一个快活逍遥的人。大家听好了，我的不负责任感全都是由于冯诺曼在我思想上撒下的种子而起的！
不怕大人物
我也跟波耳（niels bohr）会过面。那时候，由于受到德国纳粹的威胁，他化名为贝克，跟他一起的是儿子吉姆·贝克，本名是艾殊·波耳（aage bohr）。 他们从丹麦跑来，都是大大有名的物理学家。对很多大人物而言，老波耳就像上帝一般伟大。
他第一次来时，我们开了一次会。大家都想一睹伟大波耳的风采，因此很多人都来了，我们讨论了原子弹的问题，我坐在后面的某个角落。他开过会后又走了，而我从头到尾都只能在众多脑袋瓜的缝隙间看到一点点波耳的影子而已。
他第二次要来开会的那天早上，我接到一个电话。
“喂，费曼吗？”
“我就是。”
“我是吉姆·贝克。”是他儿子，“我父亲和我想跟你谈谈。”
“跟我谈？我是费曼，我只是个……”
“没错了。８点钟可不可以？”
于是，就在早上８点，大家都还没起床之际，我跑去跟他们会面。我们跑进技术区的一个办公室，他说：“我们在思索怎样可以令原子弹威力更大，我们想到这些这些。”
我说：“不，这行不通，这没有效……哗啦哗啦等等。”
他又说：“那么这跟这呢？”
我说：“听起来好像比较像样，但这里头包含了这个笨主意呢。”
我们反复检讨很多想法，反复争论。伟大的波耳不断点他的烟斗——它却不断熄灭。他讲的话很难听得懂——咕哝咕哝的不容易明白。小波耳讲的就易懂多了。
“好吧，”他最后说，一边又在点烟斗，“我想我们可以把那些大人物请进来了。”波耳父子把其他人叫来，一起讨论。
后来小波耳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上次他们来访后，老波耳跟他儿子说：“记得坐在后面那小伙子的名字吗？他是唯一不怕我的人，只有他会指出我的荒谬想法。
下次我们要讨论什么时，单找这些只会说‘是，波耳博士’
的人是不行的，让我们先找那个小子谈谈。”
在这方面我总是笨笨的。我总是忘记在跟谁说话，而一味担心物理上的问题。如果对方的想法差劲，我就告诉他那很差劲。如果他的想法很好，我就说很好。就那么简单，这就是我的处事方式。我觉得那样很好，很愉快——大前提是你要做得到。我很幸运正是这样的一个人。
炸弹婴儿出世
我们的计算做完之后，接下来就是试爆了。那时候阿琳刚去世不久，我请了个短假在家，有一天收到通知：“某某日，婴儿便要出生……”
我立刻坐飞机回去，抵达营区时，巴士正要离开，于是我直接跟大家到离试爆地点20英里的地方等候。我们有一具无线电，而理论上他们会告诉我们，原子弹将在什么时候爆炸。可是无线电坏了，因此我们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不过就在试爆前数分钟，对讲机又好了，他们说对我们这些离得较远的人来说，大约只剩20秒了；其他人在较近的地方，只有6英里。
我们每人发了一副墨镜，以供观测试爆之用。墨镜？
在20英里之外，再戴上墨镜能看到什么鬼？我在想，一般亮光是不会伤害眼睛的，唯一能伤害到眼睛的大概只有紫外线。我坐在卡车的挡风玻璃后面，觉得这样便能看得清楚又能兼顾安全；因为紫外线是穿不过玻璃的。
时间到了，远处出现的强大闪光亮得我立刻躲下来，在卡车的地板上看到一团紫色的东西。我对自己说：“不对，这只是眼睛内出现的视觉暂留现象。”再度抬起头来，看到一道白光转变成黄光，又再变成橘光，在冲击波的压缩及膨胀作用下，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