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有一次,镇上贴满了海报,说下星期三,一位观心术士即将来访。海报还说,镇上几位德高望重的人士,包括镇长、一位法官及一家银行的总经理,会预先将一张 5元钞票藏在镇上某个地方,到时这位观心术士会把它找出来。
当观心术士来到小镇之后,大家都跑来看他怎么进行。
钞票是银行总经理和法官藏的;观心术士一手牵一个,便往大街的另一头走,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时,他拐弯,走进另一条街,然后又走上另一条街,走到藏钞票的房子!接着,他牵着这两个人的手,一起走到这幢房子的二楼,走到正确的房间内,再走到一个柜子前面,放开他们的手,打开其中一个抽屉, 5元钞票就藏在那里。整个过程真是戏剧化!
那些年头要受到好的教育很不容易,因此观心术士就被请来当我父亲的家庭教师。我父亲呢,只不过上了一节课,便问观心术士钞票是怎么找到的。
术士说你只要轻轻地牵着他们的手,一边走路时一边略微摇动。当你走到十字路口时,你可以往前、往左或往右走。这时你手稍微往左晃动。如果这方向错误,你会感受到某种阻力,因为他们并不预期你会往那个方向走。如果你走对了方向,由于他们下意识认为你可能成功,因此会较易让路,一点阻力也没有。所以你必须不断晃来晃去,检验出哪条路最轻松。
父亲告诉我这个故事时,提到这大概需要很多练习,他自己从来没有试过这方法。
后来,当我在普林斯顿当研究生时,我想拿一个叫伍德霍德的家伙来做个试验。有一天,我宣布我是一名观心术士,能够看透他在想些什么。我告诉他,他可以在实验室内选定某样物件,然后走出来。实验室内有很多排的桌子,上面放满了各种仪器、电路板、工具及其他有用、没用的东西。我说:“现在我能读出你心里在想的事物,把你带到这物件那里。”
他走到实验室内,挑选好一件东西,走出来。我牵着他的手,轻轻晃动。我们走到一排桌子,再走到一张实验桌前,正正的走到他挑的物件那里!我们一共试了三次。
有一次我一找便找对了——还是藏在一大堆东西之中呢!
另一次,我找对了地点,但物件的位置却差了几英寸。第三次不知哪里出了些问题;但这办法的效果比想象中好多了,简直称得上是容易。
噢,大师!
那以后,大约在我26岁时,有一次我和父亲一起到大西洋城去,那里有各种露天的游乐表演。父亲在接洽公事时,我跑去看一个观心术士的表演。这位术士坐在台上,背向观众,身上穿着长袍,头裹一条巨大头巾。他的助手是个小个子,不停在观众中穿来插去,口中念念有词地喊:
“噢,大师!我这本记事本是什么颜色的?”
“蓝色!”大师说。
“那么,神明先生,这位女士的名字是什么?”
“玛丽!”
有人站起来问:“我的名字叫什么?”
“亨利。”
我站起来问:“我叫什么名字?”
他没有回答。显然那个亨利是跟他串通好的,但我想不通这个术士怎么做到其他的把戏?像说出记事本的颜色等。难道他在大头巾内藏了耳机?
见到父亲时,我把这事告诉他。他说:“他们有一套暗号,但我不清楚实际情形怎么样。让我们回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我们回到观心术士那里,父亲跟我说:“来,给你 5毛钱。你到后面那个算命的摊位算算命,半小时后我们再碰头。”
我知道他要干什么。他要跟大法师编个故事,如果我不在旁边不停地说:“哦!哦!”事情会顺利得多,因此他把我支开。
等他过来找我时,已经把全部的暗号都弄清楚了。“蓝色是‘噢,大师’,绿色是‘噢,无所不知的学者’等等。”父亲说:“我跟术士说,以前我在帕楚格做过差不多的表演,也有一套暗号,但我们没法做多少套把戏,颜色也没他多。我问他,‘你怎么这样厉害,能够传达这么多信息?’”
观心术士很高兴,也很为他的暗号而自豪,居然就把整套秘密告诉了我父亲!父亲是个推销员,这种情况他最会应付了,我可没这种本领呢!
x
第二部 误闯普林斯顿…8
小说
草履虫·蜻蜓·蚁
我很小的时候就有自己的“实验室”。当然,如果说要测量什么或做重要的实验,那就算不上实验室了。其实,我只是待在那里玩而已:我自己做马达,或者利用光电管做些小玩意——比方设计一个小电子玩意儿,有东西在光电管前晃过时,会启动另一组零件等;我也找来一些硅片玩。总之,我在那里天马行空地率性而为。只有在做灯座时,我做过一些计算,看如何利用开关及灯泡来控制电压;但这些都只能算是应用而已,我还没真正做过什么伟大实验。
我还有一座显微镜,经常沉迷于镜下的世界;这也需要很大的耐性。我把东西放到显微镜下,看个没完没了。跟其他人一样,我看到许多有趣的事物,像硅藻慢慢地从玻璃片这一头游到另一头……等。
一天,我在观察草履虫,无意中看到一些在中学、甚至大学课本里都没有提到的现象。我经常觉得,这些课本都自以为是地把世界简化了。他们说:“草履虫是种极端简单的生物,行为更是如此。当它们碰到其他东西时会退后,转个角度重新出发。”
但其实不对。首先,许多人也知道,草履虫有时互相触碰,交换核细胞。我感到有趣的是:到底它们怎样决定在什么时候交换核细胞?(不过这跟我观察到的事情无关。)我确实看到草履虫碰到东西之后反弹回来,转个角度再继续前进;可是它们的动作一点都不机械化——不像课本形容的那样。它们移动的距离不一,反弹回来的距离也不一样,在不同情况下,转的角度也大小不一;它们更不一定都向右转或左转——一切看起来都是不规律的。事实上,我们并不清楚它们碰到什么,更不知道它们嗅到什么化学物品。
我想观察的一个现象是,草履虫周围的水干掉以后,它会怎样?据说,草履虫会变干、变硬,像颗种子一样。于是我在玻璃片上滴了一滴水,放到显微镜下。我看见一只草履虫和一些“小草”——对草履虫来说,这些小草已经像一张巨大的麦杆网了。过了10多分钟之后,水滴逐渐蒸发,草履虫的处境愈来愈艰困了。它前后游动,愈来愈快,直到不能再动,最后,它被卡在“草棒”之间,无法动弹。
然后,我看到一些从未看过、也从没听说过的事:草履虫的样子变了,居然可以像变形虫一样改变形状!它紧挨着一根草棒,开始分叉,好像螃蟹的两根钳子一般。分到它身体的一半长度左右,突然它大概觉得这样下去没什么好处,于是又回复原状。
因此我的印象是,课本对这些小动物的描述太简略了。
事实上它们的行为都不是那样机械化或没变化的,这些书真应该正确地描述它们才对。而假如我们连单细胞动物的多姿多采都不大了解,我们就不要奢望能够明白更复杂的动物行为了。
长脚针来了!
我也很喜欢观察小昆虫。大约13岁时,我读过一本谈昆虫的书——它说蜻蜓是无害的,也不会叮人。但从小我们就称蜻蜓为“长脚针”,邻居都认为被它们叮到是很危险的。
因此,如果我们在外头打棒球或玩耍时,一有蜻蜓飞近,大家便四散飞奔找地方躲藏,同时挥手尖叫:“长脚针来了!
长脚针来了!”
有一天,我们在海滩上玩耍,一只长脚针飞过来,大家都在尖叫乱跑,我却在那里不动如山。“不用怕!”我说,“书上说长脚针不会叮人的!”
它飞到我脚上,每个人都拼命喊,现场一团糟,只因为这只长脚针“站”在我的脚上。但我这个神奇的科学小子,却固执地相信它不会叮我。
也许很多人以为,最后我被叮了——不!这次书上说对了。但我可真的吓出一身冷汗。
那时候,我还有一个小小的玩具显微镜。我把里面的放大镜拿下来,利用它来观察周围的事物。在普林斯顿当研究生时,我还经常把这片放大镜放在口袋里。有一次无意中拿出来,观看正在常春藤旁爬来爬去的蚂蚁,一看之下,不禁兴奋得大叫起来。那里有一只蚂蚁和一只蚜虫。蚜虫是一种害虫,可是蚂蚁都会来照顾它们。如果蚜虫寄生的植物开始枯萎,蚂蚁便把蚜虫搬到别的植物上。在这个过程中,蚂蚁也有好处,就是从蚜虫身上取得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