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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标准理论都有很大差异。但它没有电子自我作用理论中出现一些无限大的量造成的困扰;它十分巧妙,且包含了作用量、延迟效应、时间上的向前和向后等物理现象。我们称这套理论为“半超前——半延迟势位”。
惠勒和我觉得,下一步是把目标转向量子电动理论,因为我认为那里也出现了电子自我作用的困难。我们设想,如果我们能够克服这个古典物理中的困难,然后从中发展出一套量子理论,等于同时矫正了量子理论的缺失。
我们可以说已弄通了古典的理论部分。这时惠勒对我说:
“费曼,你年纪还轻,应该就这题目做一个研讨会报告,你需要多练习上台讲演。同时我会把量子理论部分弄出来,过一阵子再做报告。”那将会是我的第一次学术报告,惠勒跑去跟维格纳(eugene wigner)教授说好,把我排进研讨会的日程表中。
爱因斯坦也来了
轮到我做报告之前一两天,我在走廊上碰到维格纳。“费曼,”他说,“我觉得你跟惠勒合作的研究很有趣,因此我已请了罗素来参加你的研讨会。”罗素(henry norrisrussell),当代大名鼎鼎的天文学家,要来听我的报告!
维格纳继续说:“我想冯诺曼教授也会有兴趣。”冯诺曼(john von neumann)是当时最伟大的数学家。“而刚巧鲍立教授从瑞士来访,因此我也请了鲍立来。”天哪!鲍立(wolfgang pauli),1945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也是很有名的物理学家呢!这时我吓得脸都黄了。最后维格纳说:
“爱因斯坦教授很少参加我们每周一次的研讨会,可是你这个题目太有趣了,因此我特别去邀请他,他也会来。”
这时我的脸一定变成绿色了,因为维格纳还说:“不!
不!不用担心!不过我得先提醒你:如果罗素教授边听边打瞌睡——而他是一定会睡着的——那不表示你的报告不好,他在每个研讨会中都打瞌睡。另一方面,如果鲍立教授不停点头,好像表示赞同你说的一切,也不要得意,鲍立教授患了震颤麻痹症。”
我回去告诉惠勒。当初他要我做演讲练习,现在却有这些科学大师要来听我的报告,使我很不自在。
“没关系,”他说,“不用担心,我会替你回答所有的问题。”
我努力准备报告,到了那天,我跑进会场,却像许多没有做过学术报告的年轻人一般,犯了同样错误——在黑板上写了太多的方程式。要知道,年轻小伙子都不懂得在什么时候说:“当然,这跟那成反比,而这会如此这般地演变……”
因为事实上,在座的听众早已知道这些,他们都“看”明白了;可是只有他自己不晓得。他必须靠实际的推算才得出结论——因此他写下一大堆方程式。
会前,我就在黑板上上下下写满了一大堆,还在写着,爱因斯坦跑进来,和颜悦色他说:“哈罗,我来参加你的研讨会。请问你,茶放在哪里?”
我告诉了他,继续写我的方程式。
报告时间终于到了。我面前坐了这些科学大师,全在等我开口讲话!我生平第一次学术报告,却碰上这样的听众!
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会问很多难题,我将会大大地出丑了!
我还清楚记得,从牛皮纸袋抽出讲稿时,双手不住地发抖。
但奇迹出现了——事实上我很幸运,类似的奇迹在我一生中一再发生——只要我开始思考物理、必须全神贯注于要说明的问题上,我的脑袋中就再没有其他杂念,完全不会紧张。因此当我开始报告以后,我根本不知道听众是谁了;我只不过在说明这些物理概念。事情就那么简单!
报告结束,开始问问题的部分。坐在爱因斯坦旁边的鲍立首先站起来说:“我不认为这个理论正确,因为这个,这个和这个……”他转头去问爱因斯坦:“你同不同意,爱因斯坦教授?”
爱因斯坦说:“不——,”声音拉长,带着浓重德国口音,很悦耳的一声“不”,很有礼貌。“我只觉得,要替引力交互作用构思一套同样的理论,必定十分困难。”他指的是广义相对论,也是他心爱的“小孩”。他继续说:“由于目前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实验证据,因此我并不很确定哪些才是正确的引力理论。”爱因斯坦了解,很多想法可能跟他的理论不一样,他很能容忍别人的想法。
我真希望我当时把鲍立说的话记下来,因为几年之后,我发现那套理论用来构筑量子理论上,确是不够。很有可能,伟大的鲍立早已注意到其中的问题,而且当时已对我说明;但由于我不用回答问题,心情太过放松,以致没有仔细听。
我倒是记得,跟鲍立一起走上帕尔玛图书馆的台阶时,鲍立问我:“等惠勒做演讲谈量子理论时,他会说些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他没有告诉我。这部分是他在做。”
“哦?”他说,“这家伙自己闷着头在做,而没有告诉助理究竟他在做些什么?”他靠过来,用低沉、神秘的语调说:
“惠勒不会举办那个演讲的。”
果然,惠勒一直没有提出报告。原先他以为轻易便可解决跟量子理论有关的部分;他还以为已经做得差不多了,但事实上并没有。到了该他做报告时,他明白了他根本不知应该怎样着手,所以没什么可报告。我也始终没有解决那“半超前——半延迟势位”的量子理论。而老实说,我还为此花了许多年的功夫呢!
。。
第二部 误闯普林斯顿…5
真正男子汉
我经常形容自己是个“没文化素养的”或“反知识”
分子。之所以会变成这样,我想原因可以回溯到中学时期。
那时,我一天到晚担心自己太过娘娘腔,像个文弱书生。
对我来说,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是不会把心思放在诗呀、歌呀这类事情上的。我甚至从没有想过,到底诗是怎么写出来的!也因此我很看不惯那些读法国文学、音乐或诗等“优雅”事物的男生。我比较欣赏钢铁工人、焊工或机器房的技工。我常常觉得,那些在机器房里工作、能够制造出东西来的人,才是真正的男子汉!那就是我当年的心态。
在我看来,作个讲求实用的人是一种美德,但成为“有文化素养的”或“有知识的”就不是。前一句话当然没错,但事实上后一种想法却极为荒谬。
总之,到了普林斯顿研究院之后,我还抱持着那种心态,等一下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那时候我经常在一家叫“爸爸小馆”的精巧小餐馆中吃饭。有一天,我正在那里用餐,一个穿着工作服的油漆工人从楼上跑下来,坐到我的附近,他是餐厅老板请来粉刷楼上房间的。我忘记是怎么开始的,我们交谈起来,他提到在油漆这一行,要学的东西还真多。“例如,”他说,“拿这餐厅来说,如果让你来决定的话,你会用什么颜色来漆这里的墙壁?”
我说我不知道,他就说:“在这样的高度你要刷一截深色宽条,因为坐在餐椅上的客人,总是会用肘部在墙上磨来擦去。所以这个部分不能用白色,否则很容易弄脏。
可是再往上则相反,因为那样才能让顾客觉得餐厅很干净。”
那家伙好像很在行,而我就坐在那里,呆呆地听他说下去:“你也必须懂得颜色的道理,弄清楚怎样把油漆混在一起得出各种颜色。举个例子吧,黄色是用哪几种颜色调出来的?”
我不能确定如何调出黄色的油漆。如果是光,我就知道是要用绿光和红光,但他说的是油漆。因此我说:“如果不用黄漆,我便不知道你怎样调出黄色来了。”
“噢,”他说,“如果你把红的和白的混在一起,便可以配出黄色来了。”
“你确定不会配成粉红色吗?”
“不,”他说,“你得到的是黄色。”我相信了他的话,因为他是个职业油漆工人,而我一直都很景仰这一类型的人,可是我还是不懂他怎么做到这点。
我突然想到一个主意,说:“那一定是什么化学变化所引起的。你用的一定是些会引起化学变化、很特别的颜料吧?”
“不,”他说,“什么颜料都行。你跑去‘五分一毛’
平价商店买些油漆回来,就是一般的红漆和白漆,我调些黄色的油漆出来给你看。”
这时我想:“这太奇怪了。油漆我也不是完全不懂,你根本不可能得出黄色来的。但他又很确定可以调出黄色来,这事真有趣,我要看个究竟!”
于是我说:“好,我去买油漆。”
油漆工回到楼上继续干活,餐馆老板走过来对我说:
“你怎么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