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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フ苎В�1914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担任过现象学家胡塞尔的助手。1923—1928年，他受聘为马尔堡大学哲学教授。1928年，胡塞尔退休后，他回到弗赖堡大学接替了其位置担任哲学讲席教授，直至退休。
海德格尔最为著名的著作为《存在与时间》，发表于1927年的《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第8期，同年出版单行本，为存在主义的代表作。
海德格尔一生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他与德国法西斯势力有过一段暧昧关系。
1933年1月德国纳粹党上台后，海德格尔公开宣誓支持纳粹政权并加入了纳粹党。同年5月，海德格尔出任弗赖堡大学校长。1934年2月，因与当局在人事任命上有分歧，遂辞去校长职务。
在理解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政治活动的工作中，给他提供帮助的是另外一位名人，即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荷尔德林（1770—1843）。
海德格尔开始转向这位诗人的时候，恰值荷尔德林的“重振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格奥尔格团体及其成员发现了荷尔德林的后期著作，并开始编辑出版《荷尔德林全集》。格奥尔格团体从荷尔德林作品中发现了一位“象征主义”的天才先行者，“好像通向最神圣的幕布已经拉开，为人们的目光提供了不可言传的东西”。荷尔德林被称作是“作为领袖的诗人”，可以给人们充实“德意志力量之流”。他是德意志诗人，一位完全被诗的力量所驾驭的诗人，他又是新神的助产士，是越境者和失败者。这就是荷尔德林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海德格尔亦承继着这种观点。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荷尔德林式的神性事物被海德格尔称为“原根性”。
在海德格尔看来，荷尔德林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在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在古老的诸神已经消失而新的诸神尚未到来之际，他孤身一人，既是姗姗来迟者，又是提前早到者。他彻底感受着失落的痛苦，还不得不继续忍受未来的暴力的苦难。
可以说，正是荷尔德林的思想影响了海德格尔一生，他始终不断追问着“存在的意义”。在逝世前不久总结其著述时，他曾经意味深长地说它们是“道路而非著作”。也就是说，这些著述正是他的人生轨迹的印证。
作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思想家之一的汉娜·阿伦特（1906—1975）是德国犹太人，与海德格尔相识于马尔堡大学。那是1924年秋天，阿伦特刚进入大学不久。那一年她十八岁，作为学生在他的班上听课。而海德格尔，这年三十五岁，已有家室。他们的秘密恋情维持了四年，然后是二十年的分道扬镳。其间，海德格尔因支持纳粹曾一度被剥夺教席，阿伦特移民美国，专注于政治理论和哲学的研究。1950年，两人的关系再度恢复，在极为复杂和尴尬的局面下维持着亲密友情。1975年12月4日，阿伦特先他而去。数月之后，1976年5月26日，海德格尔也驾鹤西去。
阿伦特和海德格尔这两个后来生活道路和哲学观点迥然不同的人如何又能相聚相容？要回答这一问题确实很难。
1950年2月，阿伦特作为犹太文化复兴委员会的代表前往欧洲，她利用这次机会与海德格尔在弗赖堡会面，自此他们开始保持接触和通信来往，这为他们后来延续二十五年的关系打开了新的一页。这关系中有他们活跃而生动地通信的一面，有长时间的缄默，也有精心安排的会面和阿伦特极为珍视的单独和他相守的短暂时光。
阿伦特竟然还成了海德格尔在美国不拿薪水的代理人。她为他寻找出版商，谈判出版协议，选择最好的译者等等。不仅如此，她还尽己所能，为他洗刷纳粹罪名。连海德格尔的太太也对阿伦特在美国的积极活动表示了敬意。要知道，在1955年以前，海德格尔这个名字在德国学术界甚至别的圈子里，差不多已变成骂人的话了。在这时候，阿伦特所作的任何有利于海德格尔的事，确实让后者不能不有所感动。他需要她听他倾诉，替他开脱，帮他恢复名誉。
到了1955年，海德格尔已重新获得他往日的权威。他显然是想忘记1950年他们的那次见面（他们后来在1952年也见过面），因为那时他可是一个坐在忏悔席上的人。两人之间从此开始渐渐疏远。这一疏远竟长达十二年，直至他们再度相逢时已是1967年，其时她六十一岁，而他已是七十八岁高龄。到了人生的黄昏，他们仿佛更懂得了珍惜，之后他们再没有中断过联系。晚年的海德格尔越来越经常地处于情绪低落状态，这或许正是他需要她的时候。但在过去的那么些年里，他既没有离开过她的脑际，也没有离开过她的工作。他不想再见到阿伦特了，这是为了他太太的关系，为了阿伦特的出名，为了阿伦特与另外一位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友情，或者为了刚刚发生的以及很久以前发生的什么。他俩要想见面其实很简单，因为阿伦特经常到德国去。但在内心深处，她并没有改变。海德格尔让她快乐也罢，痛苦也罢，她始终紧抓住他们的友情不放①。
① 以上三段部分资料摘自《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美］爱丁格著，戴晴译，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3月版。拥有犹太血统的本书作者耶利内克生于二战后第二年，她的五十一名亲戚在纳粹的集中营里失去生命。有一个问题始终萦绕在她的心头：为何海德格尔能够深深地影响了一大批具有批判性眼光的左派哲学家，他们中除后现代的思想家（如解构主义者德里达）、马尔库塞和萨特之外，还有汉娜·阿伦特。这位犹太女人、海德格尔的学生和情人，1933年被迫离开德国。她在美国发展了自己的哲学理论（出版有《积极生活》、《极权主义的根源》、《论精神生活》等论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们恢复接触，包括两人1967年再度重逢在托特瑙山。
这就是耶利内克这部剧本的出发点：海德格尔（“老年男人”）和阿伦特（“那个女人”）相遇在托特瑙山上的田园风光中，那里有许多滑雪游客。这绝不是一部传统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教育剧——没完没了的带有讥讽性的独白，部分运用了海德格尔独特的语言，常常又是令人难以忍受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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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特瑙山》 序译序：海德格尔、阿伦特的爱情故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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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由理性谈论的非传统的形式中，彼此说话语无伦次，进而也揭掉了说话者的面具：这里揭露的是所谓的“生态法西斯主义”的大自然快乐，一位“年轻母亲”发出的对健康狂热的安乐死的训诫与生物伦理学家彼得·辛格的理论直接相关，对故乡的热爱或者说维护身穿民族服装的矿工和具有运动员效率的市民的种族主义的财产状况，民族的思想及其引起的后果：奥斯威辛集中营。
但是，在后现代的人类的去主体化中（在这里，并不是海德格尔的任何思想都极力被指责为法西斯主义的），占上风的绝不是随便哪一个东西：罪责问题清楚地反映在最后一幕“无辜”中。阿伦特（她绝不是在扮演一个正面的对手，而是似乎也与海德格尔的言论密切相关）迫使海德格尔面对自己哲学研究中出现的实际后果（“多幸运啊，其他人不得不去为你们体验死亡！你们的山上流水潺潺，你们却抢夺了一大群人的惬意。”见本书第72页），而且她和所有其他人一起被他这个对“大自然”和“故乡”这些主题胡说八道的人，以一把长柄斧子屠杀在一个非常真实的哲学“无化”里。
“您的家属就像蛇一样，由您带领着，各自分隔开，跑到飞机起飞跑道外面，然后升向空中，您冒充自己是留下的人儿，甚至连鸟儿们也不敢要自己坚守什么。您的语言在哪儿，您曾用这种语言懂得在大自然面前坚守自己吗？是啊，因为对人们有所期待，当时还发生过误点什么的！自身就是价值，东道主，不，此在的谁。死亡就是此在的哪儿。”（见本书第9页）
在这部戏剧中，耶利内克通过将归于尘土的汉娜·阿伦特和马丁·海德格尔这一对昔日情侣重新搬上舞台，阐述了其一贯的中心主题——大自然、爱情、自我的存在，并从他们的对话中清楚地再现了包括与其他人和陌生人之间日常交往中所出现的两种哲学的显著区别。和她先前的文字如出一辙，作家在这里通过描述臆想中安排的传统爱情对话中的两性和由此相连的角色以及生动的自画像之间的相互关系，说明一个人乐意为了理想随时将现实排斥在外，并且不仅在不得已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