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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经济模式，都发生了新变化，汉武帝适时而动的经济大改革，才是他能够获得足够金钱支持的关键。至于经济改革的成败，身前身后更是评论不一。
【一】
汉武帝时期财政出现困难，是从公元前120年左右开始的。
那时正是西汉帝国对匈奴战争的白热化时期，汉帝国从公元前129年开始，变被动防御匈奴为主动出击匈奴，之后相继收复了河套草原和河西走廊，随后又发生了匈奴浑邪王、休屠王归顺的事情。打仗的军费开支，赏赐将领的开支，乃至安置匈奴降军的花费，样样都支出甚多。到公元前124年，西汉帝国就已经花光了文景时期积累下来的钱粮财富。比这个更严重的，是西汉帝国此时经济政策出现的问题，简单的一句话就是：经脉不通。
西汉立国初期，国家经济凋敝，因此西汉王朝的主要政策有两条，一是重农抑商，二是轻徭薄赋。所谓的重农抑商，主要内容就是提高地主地位，极力打压商人地位，压制工商业者的生存空间，鼓励垦荒与农业生产。而轻徭薄赋这一条，却让重农抑商政策名存实亡，因为汉帝国早期的税率低，不仅仅是农业税低，商业税同样低，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与繁荣，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也就不可遏制。汉文帝时期，还开放了原本的“关卡制度”，允许不同地区的商人自由流通，开放了原本不许老百姓进入的山泽丛林，如此一来，商品经济的发展便没有了障碍。到了汉武帝即位的早期，中国大地已经是豪强丛生，新富阶层遍布各地，商品经济，呈现出勃勃繁荣之势。
等到汉武帝即位才发现，所谓繁荣，其实多是表面繁荣。因为这样的繁荣，是和政府没有关系的，大户富了，政府的税收增长速度却没有赶上民间财富的增长速度，论原因，还是汉帝国“无为而治”惹的祸。
所谓的“无为而治”，就是对民间经济采取不干涉的政策，鼓励其自由发展，但自由过了头，就是政府失去了对民间经济的控制。以工商业为例，各地的势豪大户，大都是商人阶层出身，发家之后继续经商的同时，为了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开始买田置地，成为新兴的地主阶层，在“地主”身份的掩护下，他们获得了作为商人所难以获得的特权，更方便他们从经商中获利。甚至有许多人开始勾结官府，横行地方。更严重的是国家很难从他们身上获得税收，因为西汉从建国后，执行的就是低税率政策，巨大的工商业利润，用在交税上的只是九牛一毛。在他们获得地主身份之后，更借着与官府的勾结，巧立各种名目逃避税收，如此一来，财富更是滚雪球般增长起来。而且，汉帝国对国民经济太“无为”，以至于诸多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其经营权都操纵到富商大贾的手里，这就好比今天一个现代国家，把石油、卫星、航空等产业，都操纵在一两个寡头手中，国家既不收税也不监管，完全放任自流任其发展，这样做的后果无疑是非常可怕的。
更为严重的是，西汉帝国这时期也没逃过封建社会的固有经济规律——土地兼并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不可避免，大量的新富阶层开始兼并土地，无地农民日益增多。世人都津津乐道汉武帝执政晚期的农民起义，实际上从汉景帝在位的晚期开始，就不断发生无地佃农造反的事情。与此同时，西汉特权阶层过多，无论是地方诸侯还是功臣勋贵，都享有免税的特权，更享有在地方上收税的权力，国家每年的生产税收，相当程度都落在了他们的手里。所以，在汉帝国府库充盈的外表下，掩盖的是税收效率低下，国家税收与贫富分布严重脱节的现实，这些现实都是汉帝国的“内忧”，一旦爆发出来，就是国家尾大不掉的肿瘤问题。
人难以想象的是，比起后世的封建王朝，此时西汉帝国的货币政策相当不成熟。西汉帝国的货币政策，从建国早期就制定得极其粗简，即使是汉文帝这样的明君，也做过允许宠臣邓通私人铸造货币的傻事，后来虽然被汉景帝叫停，但是此时西汉帝国流通的货币，可以说五花八门，既有中央发行的货币，也有地方诸侯国发行的货币。从汉高祖刘邦在位开始，南方的吴国等诸侯国，就有私人铸造货币的权力，后来虽然经过七国之乱，诸侯势力遭到严厉打击，诸侯的铸币权收归中央，但是诸侯私自开采境内铜山，用以铸造货币的事情屡禁不止。到了汉武帝在位时期，国家货币的另一问题就是假币泛滥。汉朝早期的货币外形简单，容易仿造，外加对山泽矿场限制比较少，不要说诸侯贵族们，就是普通的不法商人，也很容易仿造出以假乱真的钱币。货币驳杂的结果，就是国家对国民经济控制能力的下降。
所以，当我们说起汉武帝即位早期的政治局面时，必须看到，他继承的，既有祖先留给他的丰厚遗产，也有一大堆麻烦，汉武帝即位早期的中国，是一个经济繁荣，生活富庶的中国，同样也是一个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土地矛盾浮出水面，国家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日益虚弱，经济制度和税收体系漏洞百出，混乱不堪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在承平时代，或许还能维持一段时间的表面繁荣，但是如果国家稍有变故，就很可能是国民经济体系的全面崩溃，汉武帝即位早期的国民经济困局，其实正是为这一切买单。
所以摆在汉武帝面前的问题，不只是反击匈奴的战争，一统国家的梦想，更重要的，是对国民经济的全面整合，整合的办法也只有一个——改革。
【二】
汉武帝的经济改革，真正起于公元前120年，改革的动因，最初是为了给公元前119年那场对匈奴的大远征筹款，属于“救急”策略，既然要救急，自然就要对准利益最丰厚的部门：盐铁。这场改革也有一个名字：盐铁官营。
在当时，盐铁行业就相当于今天的石油、矿产行业，属于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暴利行业。冶铁行业自不必说，需求量大，市场稳定，在汉朝休养生息下，完全可以谋取重利。至于食盐行业，在封建社会，这更是一本万利的高利润行业，煮盐的成本极低，食盐又是老百姓的日用品，属于完全的卖方市场，甚至每年食盐的“定价权”，也都操纵在富商大贾手里。对于这两个暴利行业，先前政府所得的税收极其有限，而且凭此行业致富的富商们，也早与官府甚至地方豪强勾连，有些人本身就是地方豪强，甚至中央的官员，也有人每年从中取得巨额利润分成。所以多年以来，政府基本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彻底“无为”而治。
到了这时候，“无为”是不行了。这时期汉帝国对匈奴的战争连年开支巨大，早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偏偏这一年祸不单行，黄河暴发了百年不遇的洪水，关中地区又遭到蝗灾，政府连赈灾的钱都拿不出来，甚至只能向长安当地的富户告贷。如此捉襟见肘的情况，自然要有所动作，利益巨大的盐铁业，就成了汉武帝开刀的对象。
开刀的决心好下，怎么开刀是难题。盐铁业利益巨大，上上下下早成了一个利益集团，国家不是我的，可盐铁的利益是我的，现在让我舍小家就大家，你凭什么？所以上至中央官员，下至各地商人，一旦国家要开刀，肯定会立刻抱成团，誓把“自由经营”进行到底。如此铁板一块，不讲点方式方法肯定是不行的。
万幸的是，汉武帝身边，此时有一个会讲方式方法的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桑弘羊。
作为名垂青史的改革家，桑弘羊在当时却被看成“叛徒”，因为他本身就是商人家族出身。作为从商人体系内走出来的人，他最清楚里面的门道。早在13岁，桑弘羊就“入侍宫中”，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脑子管用，会算。先是会算账，大小的财政开支用度，他转转脑子就算得清清楚楚，记忆力也好得很，特别是跟数字有关的事物，给他说一遍就过目不忘。汉武帝开始注意他，是在即位的早期，他作为宫中的“侍中”，即汉武帝的“秘书”，能够清楚地推断出国家每天各项活动的开支，甚至能够指出哪些开支可以避免，哪些开支不可避免。比如在闽越国侵扰东瓯国，汉武帝发兵干涉的时候，桑弘羊远在千里之外的长安城，却清楚地推算出前线军队每天的财物用度，以及最终的财政预算，事后与实际支出核对，竟然分毫不差，此时的桑弘羊年仅15岁，放在今天，也是一个绝对的数学神童。
不但能算，桑弘羊还能说，特别是说到财政问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