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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在墨子的眼中,这些膨胀起来的士大夫们,俨然已经具有了和国君平等的地位。
【二】
有了和国君平等的地位,卿大夫们也自然要建立起和国君平等的机构组织。在卿大夫的“家”中,其统治机构,从西周到春秋,总体趋势是从简单到复杂,最后到特别复杂,复杂到一定程度后,他们就干脆从家变成了国家。春秋晚期的卿大夫们,其“家”中的官职设定,几乎和诸侯国中的政府一样,比如鲁国掌权的卿大夫季氏,就把在鲁国朝廷里的机构,称为“外朝”,把在自己家中的机构,称为“内朝”,可谓是两个朝廷,一个领导。而在卿大夫的“内朝”之中,协助卿大夫们处理各种事情的大臣,就是通常所说的家臣,其主要官职,包括中属大夫、家宰、邑宰,这是家臣中地位比较高的官衔,主要负责替卿大夫们处理封地内的事务和中央家族的事务,这些人的身份,叫做“士”,他们的崛起,也是春秋权力演变的一个重要内容。与此同时,卿大夫们也拥有独立的武装力量,比如晋国的范氏、栾氏、齐国的田氏,他们发展的一百多年,主要的特点就是自身武装力量的不断增强。在春秋中期,晋国的卿大夫西客就曾带着自己的私人武装力量,发动对宋国的战争。与此同时,楚国的卿大夫若敖氏,也以自己的武装力量攻打齐国,一度占领了齐国的都城临淄,杀掉了齐国掌权的卿大夫庆封。在春秋中期以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掐架,已经不止是国家和国家的矛盾,更掺杂了不同国家之间卿大夫的矛盾,有时候一些卿大夫之间的私人战争,出动兵力的规模,甚至要比国家战争还要惨烈。比如齐国卿大夫庆封和楚国卿大夫若敖氏的战争,双方在齐国都城临淄发生会战,动用的战车总数达到了1800多辆,兵员加起来近十万人,这个规模已经超过了春秋时期大多数大国之间的战争。除了在外面互相掐以外,各国国内的不同卿大夫,也频繁地发生夺权战争。比如齐国就是因为连续7次的夺权战争,差点导致亡国。而随着卿大夫威权的扩大,那些卿大夫的土地、人口、军队规模也在不断增大,家臣们所执掌的权力也越来越大,为了不让家臣们有样学样,学自己去架空领导,卿大夫们也势必要在其“国”内进行各种行政上的改革,改革的目的,就是把权力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里。
春秋卿大夫的“家”内改革,开始于春秋时代中后期,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建立自己的绝对集权。在春秋中后期,卿大夫的改革方式,主要是统一赋税,确立军队的绝对指挥。卿大夫下面的家臣们,一般不具备独立指挥军队和掌握赋税的权力,所有的权力都来自于卿大夫的授权,这样一来,封建制中央集权国家的雏形,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卿大夫有了绝对控制的权利。当时的春秋,卿大夫的势力,也就日益牢固起来,成为架空诸侯国君的主要力量,那些卿大夫们,也不再满足于让自己的“家”尾大不掉,相反非常期待能够给自己的“家”前面再加一个字——“国”。
而卿大夫们的崛起,还和春秋晚年越来越激烈的奴隶暴动有很大的关系。随着传统奴隶制阶层的瓦解,大规模的奴隶暴动频繁发生,在这样的局面下,奴隶主贵族的实力遭到了进一步的削弱,那些拥有“家”的卿大夫们,顺应这一潮流,采用收买人心、减轻赋税、采取新的土地租赁关系等方式,招募大量的逃亡奴隶为自己所用,甚至有的卿大夫,还主动策动奴隶造反,再趁机从中渔利。比如齐国田氏的田桓子,就是通过策动政敌高氏属地里的奴隶造反,顺利地诛杀了高氏,并将其属地和人口收归己有。而对于当时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奴隶们来说,他们并不懂得伦理纲常,也不在乎谁是正统,他们唯一知道的,就是谁对自己更好,卿大夫们收买人心,减轻民力的做法,很容易就得到了底层老百姓的心。春秋时候的诸侯国里,那些实力膨胀,尾大不掉的卿大夫们,不管身后的评价如何,在当时他们都是名声非常好,深受底层老百姓欢迎的人,得民心的卿大夫们,也注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得到他们梦寐以求的江山。
【三】
卿大夫们夺权的另外一个助推力量,就是士。
士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阶层,从奴隶制开始时期,他们就存在,但是很长时间以来,士都是一个非常低级的阶层。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士的地位空前提高,最终成为了卿大夫阶层夺权的利器,所谓“士为知己者死”的说法,就是从春秋开始肇始的。
士的群体,在夏朝和商朝两朝的时候并不多,只不过是少数奴隶主家中豢养的保镖,他们的地位,也仅仅是比底层的奴隶们稍微高一些,甚至不如城市的平民和自耕农。士的开始崛起,是在西周取代殷商之后。当时的西周政权,就是一个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而西周时代的士,大多数都是西周原始社会末期各路酋长的亲兵武士。随着西周的建立,原来这些原始社会的酋长,一下子变成了新兴的奴隶主贵族,士的身份也就水涨船高。西周时期的士,已经有了和平民们平等的地位,但是他们的真实身份,还是奴隶主贵族的私人财产,只是在当时,他们已经作为一种“批量化产品”存在,不再是夏商时期的稀缺品种,西周时期分封诸侯,与夏商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被分封的每个诸侯,不但可以获得土地,还可以被赐予大量世代为他们效力的“士”,这些士,大多数都是在战场上立有战功的士兵们。这样,原本是仅仅比奴隶高一个等级的士们,就成了西周奴隶主阶层里的最底层,虽然此时的士,已经有了自己的土地和财产,甚至有了高于平民的社会地位,但是在奴隶主贵族内部,他们还是不被人待见的群体。人都是希望被人待见的,渴望得到更多权利的士,在春秋时代开始后,逐渐找到了能够满足他们心愿的主人——卿大夫阶层。
士和卿大夫的合作,归根结底,还是由被架空的国君们自己造成的。作为“最弱贵族”,士在国君的眼中还依然是“使用品”,想扔就扔想送人就送人,所以这些士,在春秋早期,经常被国君们用来赏赐属下的卿大夫。一些比较出色的士,因此成了卿大夫的家臣。虽然从行政关系上说,这是从中央“贬”到了地方,但是从身份上说,这却是宁为鸡头不做牛尾。成了卿大夫家“鸡头”的士们,很快如鱼得水,凭借其出色的能力,渐成卿大夫们最为倚重的势力,比起旧奴隶主贵族对士们的不待见,这些新兴的卿大夫们,很注意对士的拉拢,对于那些为他们效力的家臣,他们不但给予地位上的提升,绝对信任的荣宠,更通过通婚等方式,密切双方的联系。士与卿大夫的最早通婚,发生在鲁国季氏,当时的季氏将自己偏房生的女儿嫁给家臣,这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但宗法制时期所形成的奴隶制等级关系,也就在这个过程里一步步被打破。
在当时春秋的等级体系里,士的地位位居卿大夫之下,位列平民之上,属于春秋社会的中坚力量。在当时的晋国,在晋文公重耳时期,第一次出现了士掌握土地的局面,当时的说法叫“士食田”。《左传》上更记录在鲁桓公时期“士有奴隶子弟”。也就是说这时候的士,不但已经拥有了足够的土地,也拥有了可以供自己驱使的奴隶,成了整个春秋时期的新富阶层。而士的这些所有,大多都是牢牢捆绑在卿大夫的“家”中,是卿大夫集团内部集权体系的附属品。经济地位的提升,也让士的实力进一步增强。春秋时候的士,在参加战斗的时候,他们的武器和粮食都是自备的,在卿大夫实力比较弱的时候,他们只能当炮灰,但是随着卿大夫阶层的崛起,在卿大夫和国君之间的权力博弈中,士,却成了压弯天平的最重要的一棵稻草。
在春秋的早期,士固然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和财富,但是他们的角色,只是替奴隶主贵族冲锋陷阵,可以说送死他们要去,黑锅他们也要背,而一旦士阵亡了,个别没良心的奴隶主们,还会趁机收回他们的土地和人口。世态如此炎凉,奴隶贵族控制的士,自然大量流失,与此相反,卿大夫阶层对士却大加笼络,原本在奴隶主贵族内部身份低贱的士,到了卿大夫的“家”中,却得到了绝对的信任和权力,卿大夫“家”内部的家宰等要职,都是由原本地位低下的“士”来担任的,对于士来说,这是一种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