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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嬉闹，互相用雪搓身子，格雷夫本该满意了。是啊，这些雪地里的孩子确实使格雷夫兴高采烈。他禁不住在洗澡前或者洗澡后也常常同他们一起嬉闹，帮这一个或那一个孩子用雪搓身子，也让这帮孩子帮他搓身子。音乐家迈恩声称，尽管迷漫着海滨浓雾，他还是从格来特考的海滨林阴道上看到过：一丝不挂的格雷夫，唱着歌，吼叫着，把他的两个光着身子的徒弟一把拽到自己身边，举起来，驮上一个再驮另一个，像一辆嘶叫着的脱缰的三驾马车在波罗的海厚实的冰层上狂奔。
格雷夫不是渔家子，这一点不难猜想，虽说在布勒森和新航道住着许多姓格雷夫的渔民。蔬菜商格雷夫是梯根霍夫人，可是，莉娜·格雷夫，娘家姓布拉施，却是在普劳斯特认识她的丈夫的。他在那里协助一位有事业心的年轻的副主教管理天主教的学徒协会，而莉娜则由于这位副主教的缘故，每逢周末都要到教区住宅去。根据一张照片看——这张照片想必是格雷夫太太送给我的，因为它直到今天还贴在我的照相簿里——那时，年方二十的莉娜健壮、丰满、快活、舒畅、轻率、愚蠢。她的父亲在圣阿尔布雷希特有一个较大的园圃。她二十二岁时嫁给了格雷夫，如她日后一再声称的，当时她完全没有经验，只是听从了副主教的劝告。她还用她父亲的钱在朗富尔开了一爿蔬菜店。她所出售的大部分蔬菜以及差不多全部的水果，都由她父亲的园圃按低价提供，所以生意做得挺好，不必花什么心思，格雷夫也不会拆什么墙脚。
如果蔬菜商格雷夫没有那种孩子的爱好去发明什么机械装置的话，本来可以把这爿蔬菜水果店变成一个金矿的。因为它条件优越，设在市郊，没有各种竞争，那里孩子又那么多。可是，当计量局的官员第三次和第四次去那儿检查蔬菜秤，没收了砝码，禁止使用这台秤，还让格雷夫付了大笔小笔的罚款之后，一部分老主顾便不再登门，而到每周一次的集市上去采购。他们说，虽然格雷夫店里的东西质量总是一流的，价钱也不贵，可是，你瞧，检查员又上他那儿去了，这里面总有点鬼名堂吧！
不过，我是有把握的，格雷夫并没有行骗的打算。实际情况是，这位蔬菜商把那台大型土豆秤改装了一下，秤出的分量低于实际分量的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故名。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批，反倒使他吃亏。所以在战争爆发前不久，他在那台秤里装上了一个钟琴装置。它按照秤出的土豆的分量，分别奏出不同的小曲来。比如称二十磅土豆，顾客就能听到一段《阳光灿烂的萨勒河岸》，算作一种饶头；称五十磅土豆，就放出一段《至死忠诚无欺》；称一公担土豆便能诱使钟琴奏出《塔拉乌的小安娜》这首小曲天真迷人的旋律。
虽然我深知计量局不会喜欢这种用音乐开的玩笑，但奥斯卡本人倒能赏识蔬菜商的这种怪癖。莉娜·格雷夫也谅解她的丈夫的这些怪癖，因为格雷夫夫妇的婚姻恰恰在于夫妻两人能够谅解对方的任何怪癖。所以，可以说，格雷夫夫妇的婚姻是美满的婚姻。这位蔬菜商从不动手打他的妻子，从不欺骗她并同别的女人厮混。他既不是酒鬼也不肆意挥霍，反倒是一个快活的、衣着整洁的人，不仅在青年人的心目中是如此，而且在前来买土豆并听取一段音乐的顾客中间也是如此。这些顾客由于他生性好交游并乐于助人，因而十分喜爱他。
就这样，格雷夫抱着谅解的态度若无其事地眼看着他的莉娜变成了一个邋遢女人。她身上的气味一年比一年更加难闻。当那些同他有交情的人把莉娜叫做邋遢女人时，我看到他总是一笑了之。我有时还听到过他同马策拉特的谈话。马策拉特对格雷夫太太很反感，格雷夫则对着他那双尽管老同土豆打交道却保养得很好的手呵口气，接着又搓了握手，随后说：“阿尔弗雷德，你说的当然完全正确。她是有点邋遢，这个好莉娜。不过，你和我，我们就没有缺点吗？”当马策拉特仍旧坚持己见时，格雷夫便用坚决而友好的语气结束了这种讨论：“你在某些方面的看法可能是正确的，然而她有一颗善良的心。我了解我的莉娜。”
他了解她，这是可能的。可是，她却不怎么了解他。她同邻居和顾客一样，把格雷夫同那些常来找他的男孩子和男青年之间的关系仅仅看做是年轻人对一位虽属业余但全心全意的青年教育家和青年之友的热情景仰。
格雷夫既激励不了我，也教育不了我。奥斯卡也不是他那种类型的人。如果我决心长高的话，我也许会长成他那种类型的人，因为我的儿子库尔特——他现在大约十三岁了——就他的瘦高个儿的模样来看，就是格雷夫那种类型，虽说他酷似玛丽亚，像我的地方不多，但是同马策拉特则毫无相像之处。
格雷夫和回乡休假的弗里茨·特鲁钦斯基是玛丽亚·特鲁钦斯基同阿尔弗雷德·马策拉特之间那次婚礼的证婚人。由于玛丽亚同她的丈夫都信仰新教，所以只需到户籍登记处去。时当十二月中旬。马策拉特身穿党的制服念了婚誓。玛丽亚则已经有了三个月的身孕。
我的情人的肚子越大，奥斯卡的仇恨越深。我并不反对她怀孕。仅仅因为由我而结的果实有朝一日却要姓马策拉特这个姓，这就夺走了我所指望的继承人将带给我的一切欢乐。所以，当玛丽亚怀孕五个月的时候，我第一次企图给她打胎，自然为时已晚。那是在谢肉节期间。玛丽亚想在挂香肠和肥肉的柜台上方那根黄铜杆上，绑上几条纸蛇和两个大鼻子小丑面具。平常稳稳当当靠在书架上的梯子，现在摇摇晃晃地靠在柜台上。玛丽亚在梯子顶上，双手在绑纸蛇，奥斯卡在下面梯子腿旁边。我利用鼓棒作杠杆，借助我的肩膀和我的坚定决心，将横档撬起来，接着使梯子倾向一侧：在纸蛇和小丑面具中间的玛丽亚失声惊呼，但声音微弱。这时，梯子已经在摇晃，奥斯卡跳到一边。接着，玛丽亚拽着彩纸、香肠和面具摔倒在他的身边。
实际情况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糟。她只不过扭伤了脚，必须卧床休息，别处都没受伤。她的体形越来越不成样子，不过她没有告诉过马策拉特是谁使她扭伤了脚。
到了第二年的五月，在预产期前大约三个星期，我才企图第二次给她打胎。她告诉了她的丈夫马策拉特，但没有说出全部真情。吃饭时，她当着我的面说：“小奥斯卡近来玩耍时挺野，几次捶我的肚子。在孩子出世以前，咱们让他跟我妈去住吧！她那儿有空房间。”
马策拉特听完这番话后信以为真。事实是，一个谋杀的念头使我同玛丽亚之间进行了一场遭遇战，跟她所说的情形完全不同。
午休时，她躺在沙发榻上。马策拉特洗完午餐用的餐具以后，在店铺里装饰橱窗。起居室里静悄悄的。也许有一只苍蝇，时钟同往常一样，收音机正低声报道伞兵在克里特岛成功降落①。当他们让了不起的拳击师马克斯·施梅林讲话时，我才竖起耳朵去听。就我听懂的而言，在跳伞着陆并踩上克里特岛坚硬的岩石时，这位世界冠军扭伤了脚，现在不得不卧床休养；同玛丽亚一模一样，她从梯子上摔下来后也不得不卧床休养。施梅林讲起话来心平气和，声调不高不低，随后他讲述那些不太知名的伞兵的事迹，奥斯卡不再听下去：静悄悄的，也许有一只苍蝇，时钟同往常一样，收音机的声音很轻很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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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41年5月底德军用伞兵袭击，从英军手中夺取了克里特岛。
我坐在窗前自己那张小板凳上，观察着沙发榻上玛丽亚的肚子。她呼吸相当困难，两眼紧闭。我闷闷不乐地间或敲几下铁皮鼓。但是她没有动静，并且强迫我不得不在同一间屋里随着她的肚子的起伏一起呼吸。不错，这儿还有时钟、夹在窗玻璃和窗帘中间的苍蝇以及以克里特岩石岛为背景的无线电广播。片刻之后，对于我来说，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我只看到那个肚子，我既不知道它是在哪间房间里变大的，也不知道它是属于谁的，我甚至不太清楚是谁把它搞成这么大的，而只有一个愿望：必须弄掉它，这个肚子，这是一个错误，它挡住你的视线，你必须站起来有所行动！于是，我站起身来。你必须看看能采取什么行动。于是，我朝那肚子走去，一边走，一边顺手操起一样物件。这是一种恶性膨胀病，你应当给它放点气。于是，我举起方才走近前来时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