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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姐。他说：“我很少遇见象史丽新小姐那样勇于牺牲、为人纯洁和无所恐惧 的人。
在所有你的同事当中，在我看来她应当位居第一。”
第十三章 《印度舆论》
在我继续谈到同其他的欧洲人的亲密交往以前，我得先提两三件重要 的事情。不过，我同其中一个人的接触，应该在这里马上谈一谈。狄克小姐 的任命还不能满足我的工作上的需要，我需要更多的帮助，我在前几章提起 过李琪先生，我同他很熟。他是一家商行的经理，他赞成我的建议，离开了那家商行到我这里来做事，因而大大地减轻了我的负担。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马丹吉特先生来找我，提议创办《印度舆论》，征求我的意见。他已经开办了一所印刷厂，我赞成他的建议。这个刊物就在 1904 年创刊了，曼苏克拉尔·纳扎先生是第一任编辑，但是经营这个刊物的工作 却必须由我来担负，事实上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个刊物上了。这倒不是 因为曼苏克拉尔搞不了，他在印度办过许多报刊，但是只要我在那里，他便 不肯为那错综复杂的南非问题写文章。他对于我的见解极其信任，因此便把 社论一栏推给我担任。这个刊物一直到今天还是一个周刊，开头有古遮拉特 文、印地文、泰米尔文和英文四种版本。不过我觉得泰米尔文和印地文版没 有什么实际意义，它们并没有起应有的作用，因此我就把它们停了，免得给 人一种欺诈的印象。
我原来并没有想到我自己会在这个刊物上花什么钱，但是不久我就发 现，如果没有我的经济上的接济，继续出版是有困难的。印度人和欧洲人全 都明白，我虽然不是《印度舆论》的正式编辑，实际上，经营管理是由我负 责的。如果还没有创刊倒也不算什么，可是一旦已经出版，如果中途把它停 下来，那就不但是一种损失，而且是一种耻辱。于是我不断地给予资助，一 直到后来我的存款差不多花光了，我记得有一个时候，我每个月要汇出 75 英镑。
然而经过这几年以后，我觉得这个刊物对印度侨团是很有好处的。它 从来就不是被当作一种商业性的事业。由于它一直是在我的管理之下，这个 刊物的变迁就可以说明我自己生活的变迁。当年的《印度舆论》就象今天的《青年印度》和《新生活》一样，都是我的一部分生活的反映。一个星期接 着一个星期，我把我的心灵都灌注到这个刊物的篇幅上去，就我的理解所及， 宣扬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原理和实践。有它出版的十年之间，即到 1914 年， 除了我在监牢中被迫休息曾有所间断以外，几乎每一期的《印度舆论》都有 我的文章。这些文章，就我所记得的，没有一个字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没 有故意夸大，或专门讨好的东西。
诚然，这个刊物已成为我锻炼自制的好园地，对于朋友们来说，即它 是保持同我思想接触的一个媒介。
爱好吹毛求疵的批评家在里面也找不到什么可以非议的地方。事实上《印度舆论》的论调已迫使批评家们不得不抑制其笔锋。如果没有《印度舆 论》，非暴力抵抗运动说不定就发动不起来。读者希望从这个刊物得悉非暴 力抵抗运动的可靠情况，也想从那里知道南非印度人的真实情况。对我来说， 这是我研究人类天性的各方面的一种手段，因为我一直想要在编者和读者之 间建立一种亲密而正当的关系。我经常沉浸在读者许多真情流露的信件中。 由于写信人的性情不同，来信有的是亲切的关怀，有的是严正的批评，也有 的是痛诋。研究、消化和答复所有这些信件，对我是一种很好的教育。通过 这些信件，我仿佛听见了侨团的声音。它使我完全懂得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 的责任，也因为我通过这个刊物抓住了侨团，使未来的运动能够见诸实行， 而且具有那么尊严和无可抗拒的气概。
《印度舆论》出版的头一个月内，我便认识到新闻事业的唯一目的应 该是服务。新闻报纸是一种伟大的力量，但是正如奔放的狂流能把田庐和庄 稼荡然摧毁一样，一支不加控制的笔也能起毁坏作用。如果控制是来自外界 的，那比没有控制更加有害。只有内在的监督，才能有益。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那么世界上有多少报刊经得起这种考验？然而谁能制止那些没有用处 的报刊呢？而且谁来当裁判？有用的和无用的必须象好的和坏的一样并存， 人们必须自己来选择。
第十四章 苦力区还是“隔度”？
有一些对于我们的社会具有最大贡献而被我们这些印度教徒认为“不 可接触者”的阶级，都被赶到远远的一个城镇或乡村去住，这种地方古遮拉 特话叫做“德瓦度”（dhedvado），含有侮蔑之意。就是在基督教的欧洲，犹 太人也曾一度被当作“不可接触者”，而划给他们住的地区也有一个讨厌的 名称，叫做“隔度”（ghettoes）。同样地，今天我们也成为南非的不可接触 者了。为了我们的复兴，安德禄和沙斯特立的魔棍曾经作过多大的牺牲，以 后就会明白了。
古时候的犹太人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以别于其他一切民族，结果呢， 弄得他们的后代遭受了一个奇异的、甚至是不公平的报复。印度教徒差不多 以同样的情况自认为是雅利安人，即文明的人，而把自己的一部分同胞当作 非雅利安人，即不可接触者，结果呢，不但在南非的印度教徒遭受一种奇异 的、或者是不公平的天谴，就连穆斯林和波希人也受到同样的歧视，因为他 们同属于一个国家，同他们的印度教弟兄有着同样的肤色。
读者现在多少可以明白这一章的题目是什么意思了吧。我们在南非得 了一个臭名声，叫做“苦力”。“苦力”这个字在印度是指挑夫或雇工说的， 但是在南非，它有侮蔑的含义，就象我们所指的不可接触者的意思一样，而 划给“苦力”居住的地方便叫做“苦力区”。约翰内斯堡就有这样一个地区， 但是和别的地方的印度人之拥有租佃权的情况不同，在约翰内斯堡的这个地 区内，印度人是以九十九年的期限租借的。在这个地区内，人口拥挤不堪， 可是这个地区的面积并没有随着人口的增加而扩大。除了马马虎虎地打扫厕 所以外，市政当局简直没有在这个地区做什么卫生工作，修筑道路和供应灯 光的事情就更谈不上了。市政当局对于居民的福利既然抱着这种漠不关心的 态度，自然，难于指望它来关心这个地区的公共卫生。而没有市政当局的帮 助和监督，人们对市政卫生的规则也就不那么注意了。如果住在那里的人全 都具有鲁滨逊的精神，事情自然就不一样了。然而我们并不知道这个世界上 有过鲁滨逊的移民区。一般说来，人们出国是为了寻求财富和贸易，但是去 南非的印度人，大部分是无知的、贫苦的农民，他们需要给予一切关怀和保 护。跟随他们去的商人和受教育的印度人为数甚少。
市政当局这种罪恶的漠视和印度居民的无知，凑合起来就使得这个地 区极不卫生。市政当局不但不改进这种情况，反而还以他们自己的疏忽所造 成的肮脏作借口来取消这个地区，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从地方的立法当局那 里取得驱逐居民的权力。这就是我在约翰内斯堡定居下来时的情况。
印度人既然在这个地区内拥有土地所有权，当然有权要求赔偿。有一 个特别法庭被委任来处理地产问题。如果租用人不打算接受市政当局所给予 的赔偿，他有权向这个法庭起诉，如果法庭宣判的款数超过市政当局提出的 数额，市政当局就得承担法庭所宣判的赔款。
大部分的住户都请我担任他们的法律顾问。我不打算在这种案子里赚 钱，所以我告诉他们，只要他们胜诉，不管法庭判决多少钱我都满意，也不 管结果怎样，每一个案子我只收费 10 英镑。我还告诉他们，我打算把所得的钱拿出一半来为穷人建立一所医院或类似的机构。这一点，他们自然是全 都高兴的。
在大约 70 个案子当中，只有一个案子是败诉的。所以律师费达到了一 个相当大的数字。然而《印度舆论》经常需要钱，就我所记得，它拿去了 1600 英镑。为了这些案子，我的工作很繁忙。当事人老是围着我，他们原先大多 是来自比哈尔及其邻近地区，以及来自南印度的契约工人。为了解除他们特 别的困苦，他们组成了自己的一个协会，和自由的印度商人分开。他们当中 有一些人是没有成见的，自由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