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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法律协会却通知我，反对我申请为法院律师，使我大为惊讶。他 们反对的理由之一，是说我的申请书没有附上英文证书原件。然而主要的原 因却是这样的，在制定律师入会申请手续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料到会有有色 人种的律师申请入会的可能。纳塔耳的成长得力于欧洲人的企业，所以欧洲 人必须掌握法律界。如果有色人种也插足进来，他们就会在数量上逐渐超过 欧洲人，那他们的屏障就要垮台。
法律协会聘请了一名杰出的律师来支持他们的反对意见。因为他和达 达·阿布杜拉公司也有关系，他托阿布杜拉赛传话给我，请我去看他。他很 直率地和我交谈，而且还问起我的经历，这些我都告诉他了。后来他说：“我没有什么和你过不去的话要说。我只是恐怕你是一个殖民地土生的冒险家，而你的申请书未附原证件这一事实增加了我的怀疑。有些人虽然有 各种各样的证件，但这些证件原来并不属于他们自己。你送来了欧洲商人给 你的品行证书，我看不出有什么价值。他们知道你什么？他们和你的交情能 有多深？”
“不过，”我说：“这里每一个人对我来说，都是陌生者，就连阿布杜拉 赛也是在这里第一次认识我的。”
“可是你刚才不是说他是你的同乡吗？如果你的父亲在那里当过首相， 阿布杜拉赛一定知道你的家族。要是他能为你写一份保证书，我绝对不加反 对。那时我将乐于通知法律协会，说我无力反对你的申请。”
这一席话激怒了我，不过我还是克制了自己的感情。“如果我附上了达 达·阿布杜拉的证明，”我对自己说：“还是会被拒绝的，那时他们却要欧洲 人的证明。而且我申请入会当律师，和我的出身和经历又有什么关系呢？不 管我的出身多么贫贱或令人厌恶，又怎么可以用来和我作对？”然而我克制 了自己，泰然答道：“我不承认法律协会有什么权利来了解这些细节，虽然我还是准备提交 一份你所希望要的保证书。”
阿布杜拉赛的保证书准备好了，而且送交了法律协会的理事会。他说 他满意了，可是法律协会仍不以为然。它在最高法院反对我的申请，但是最 高法院加以拒绝，甚至没有传艾斯坎比先生出庭作答。首席法官宣布说：“因为申请人未附上原证件而加以拒绝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如果他伪造 证件，他将受到处分；如果他被证明有罪，他的名字也会被注销。法律对于 白种人和有色人种之间，并无差别。所以本法院无权阻止甘地先生登记为律 师。我们接受他的申请。甘地先生，现在你可以进行宣誓了。”
我站起来，在登记官面前宣誓。宣誓完毕，首席法官对我说道：“甘地 先生，现在你必须取下你的头巾。在执行律师业务时，你必须遵守法院的规 定，穿着规定的服装。”
我明白自己是受限制了。为了服从最高法院的命令，我取下了在县长 法庭上曾经坚持不摘的头巾。我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如果我抗拒了命令就 不合理，而是由于我想保存自己的力量应付更大的斗争。我不应该因为坚持 戴头巾就把一个战士的技能消耗殆尽。为了更大的事业，这样做是值得的。 阿布杜拉赛和别的朋友们都不赞成我屈从（或者说是软弱吧？）。他们 觉得我应当坚持出庭执行律师职务时有戴头巾的权利。我设法说服他们。我 设法使他们明白这样一句格言的真理：“入国而问俗。”①我说：“如果在印 度，有一个英国官员或法官下令叫你摘掉头巾而加以拒绝，那是对的；但是 在纳塔耳省，作为法院的一个官员，如果我不尊重当地法院的习惯，那就错了。”
①直译为“当你在罗马的时候，你应当象罗马人一样生活”——译注。 我用这些类似的说法多少使朋友们平息下来，但是就这件事来说，我 并不认为已完全说服了他们接受在不同的情况下应以不同的观点来看问题的 原则。然而在我这一生中，坚持真理这一点已经教导了我学会欣赏妥协的美 妙。在我以后的生活中，我明白这种精神就是非暴力抵抗运动一个必要的部 分。它往往招致我的生命的危殆并引起朋友们的不满。然而真理却是坚如金刚，美如鲜花。 法律协会的反对给我在南非作了又一次宣扬。大部分的报纸都在非议这种反对，并谴责法律协会的嫉妒。这种宣扬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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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纳塔耳印度人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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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的业务曾经是，而且一直是我的次要职业。当时我必需集中精力 搞公众工作，因为这正是我继续住在纳塔耳的目的。散发关于褫夺选举权法 案的请愿书本身是很不够的。要给殖民地国务大臣留一点印象，坚持鼓动是 很必要的。为了这个目的，需要成立一个经常性的组织。于是我便和阿布杜 拉赛以及其他朋友商量这个问题，我们一致决定要有一个具有永久性的公众组织。 要给这个新的组织起一个名字伤透了我的脑筋。它最好不致和任何特殊的政党有所混同。我知道“大会”这个名称在英国保守党分子当中，名声 是很坏的，可是国民大会却是印度的生命所系。我要在纳塔耳加以推广。它 使人毫不犹疑地敢于采用这个名称。因此我就详加说明我的理由，建议将这 个组织定名为纳塔耳印度人大会，并于 5 月 22 日宣布成立。
那一天，达达·阿布杜拉一间宽大的房子挤满了人。大会获得了全体 到会者热烈的支持。会章很简单，会费却很重。只有一个月付得起五先令的 人，才能成为会员。经济情况比较好的人则被劝告尽量多交一些会费。阿布 杜拉赛月交二英镑，名列前茅。还有两个朋友也写上了同样的数额。我想我 不能太落后了，写上了月交一镑会费。这对我不算是一个小数目，不过只要 节俭一些，我想还是可以负担的。而且上帝还在帮助我。我们果然有了一大 批月交一镑会费的会员，写下月费 10 先令的人就更多了。此外还有一些捐 款，当然被感谢地接受了。
经验证明，单靠催索，谁也不会交纳会费。住在杜尔班以外的会员， 要经常去找他们，也不可能。一时的热情，看来很快就消退了。就是住在杜 尔班的会员，如果不再三催索，也不会交纳会费。
我是大会的秘书，收集会费的任务便落在我身上。后来弄得我不得不 专门雇一个文书成天忙着收集会费。这个人对这种工作也搞得厌烦了，我也 觉得，这种情况如果要加以改进，就得把会费由月费改为年费，即使这样， 还得预先交纳才行。因此我便召开了一次大会会议，每个人都欢迎把月费改 为年费的建议，并规定一年最少要交三镑的会费。这样一来，收会费的工作 就大为顺利了。
我从开始就懂得不能依靠借贷来进行公众工作。在大部分的事务上， 人们可以依靠诺言，只有金钱的事情例外。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人按时交纳 他所承担的会费，纳塔耳的印度人也是一样。正是因为没有钱的时候便不做 事，纳塔耳印度人大会就从来没有负过债。
我的同事对联系会员的工作，有超越寻常的积极性。这是一种使他们 感兴趣的工作，同时也是一种很有价值的经验。广大的会员都愿意用现款交 纳会费。在遥远的内地乡下，工作相当困难。人们不了解公众工作的性质。 可是我们还常常接到访问远方的邀请，每一个地方的有名商人都很殷勤地接 待我们。
有一次，我们在这种旅行中遭到了相当困难的局面。我们指望我们的 主人捐助 6 镑，可是他只答应最多给 3 镑。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数目，别人 就会援例，那我们收费的工作就会受影响了。那时已经是深夜了，我们肚子都很饿。然而我们打算收取的数目还没有收到，怎么好吃饭呢？一切好话都 说尽了，主人似乎极为坚决，不动声色。当地其他的商人都瞧他的，我们坐 了一个通宵，双方都立意互不退让。我的同事们大多怒气腾腾，可是他们都 克制了自己。最后，天已破晓，主人让步了，交了 6 镑，还请我们吃饭。这 事发生于东卡特，但影响所及，虽远至北海岸的史丹泽和内地的查理斯城都 感觉得到。这件事也加速了我们募集会费的工作。
然而募集基金并不是唯一的工作。事实上我早就懂得这样一个原则： 不要使人有多于他所需要的金钱。
会议通常是一月一次，如果必要，也有一星期一次的。开会时总要宣 读一下上次会议的记录，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