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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早晨，我抓到了一条很积的小鱼，人们称这种鱼为〃流诞鱼〃。我用手紧紧抓住它，防止它滑掉，这时它小小的头伸了出来，我房过腹去想仔细看看它。可我发出了一声恐怖的喊叫，把这流港鱼抛得老远。父亲发现我满面泪水，走过来劝慰我，试图了解我恐惧的原因。
我说：〃我刚才看到了流诞负的头。它的头完全与冲度的头相同。〃
鱼和蟀烂的结合，标志着我对这种昆虫害怕的开始，炸蛙意外的出现，引起我发出一阵阵耸人听闻的神经质地喊叫，为此，我的父母禁止别的孩子向我扔蟀蛇，因为他们不停地这么干，从我的恐惧中得到乐趣。父亲不厌其烦地重复着：
〃真是怪事了！他过去那么喜欢它们。〃
一天，我表妹故意在我脖子上压碎了一只蟀锰，我直接感到皮肤上有股与鱼相似的粘性。虽然被压碎了，这个昆虫仍在动弹，它带齿的爪子那么有劲地抓住我的脖子，与其说它松开了这些爪子，不如说它让它们扯掉了更确切。我有一阵子处于半昏迷的状态中，在这之后，父母成功地从我身上把这可怕的东西弄下来，但整个下午我都在海水里冲洗着自己，以便除去那种难以忍受的感觉。就在写下这几行的这个晚上，我背上仍然起着阵阵颤抖，我的嘴痛苦地裂着。
我真正的受难在费格拉斯等着我，人们发现了我的恐惧。父母没能在那儿保护我，同学们怀着他们那个年龄所有的全部残酷尽情享受着我的恐惧。他们只想捕捉一些蟀啪使我奔逃，事实上，为着逃避它们，我像个疯子一样狂奔起来，可永远逃不掉。那半死的丑陋炸姓终于落在了我身上。还有一次，我翻开书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只蚱蜢，它被书页压坏了，可那些爪子仍在动来动去。我总担心看到炉姓跳到我身上来。这种恐惧太强烈了，结果有一天早晨上课时，我把书本抛到了门上。玻璃的破碎声打断了数学教师的讲课。我不得不离开教室，我担心父母会了解这种情况。
在学校里，我对蜂烂的恐惧终于占据了我全部的想象。我到处看到它们，甚至在没有它们的地方也看到它们。我尖厉的喊叫让同学们感到快活。有人抛在我颈背上的一只单纯的橡皮球，就会让我跳起来，浑身抖个不停。这种神经质的状态变得那么骚动不安，结果我想出了一个计策，它即使不能让我摆脱恐惧，至少也能让找摆脱其他孩子的残酷。我创造出一种反炸区的东西，这是一种单纯的白纸折成的鸡，我声称它会比蟀蛇更让我害怕。我恳求大家别让我见到它。当有人挥舞一只炸区时，我尽最大努力控制住恐怖，把喊叫声留给那些白色的纸折鸡。这种假装的恐惧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制作纸折鸡对他们来说要比捉炸蛙更容易。多亏这个计策，我差不多摆脱了那些昆虫。显然，我的装假本身要付出代价，因为我不应忘记装出恐慌的样子；不这样做，我就会被戳穿。随之在课堂上出现的那些混乱变得太惊人了，就连老师们都感到不安了。他们决定处罚那些给我看纸折鸡的学生，说加重我的神经质状态是有罪的行为。然而，大家并不赞同这个如此善意的体谅。一天下午，当修道院长视察我们班时，我在鸭舌帽中发现了一只白纸折鸡。我知道大家都在等待着我的反应，为了不让他们失望，我发出一声恐惧的喊叫。老师一腔愤怒，命令我交出那东西。我拒绝了。他催促着我：〃绝对不能不交出来。〃我突然灵机一动，碰翻一个墨水瓶，纸折鸡被染成了深蓝色。于是小心地用大拇指和食指拿着它，我把流淌着墨水的它丢在老师的讲台上。
我说：〃现在我可以听您的话了。它不再是白色的，我不会害怕他了。〃
这次达利式的新冒险使我被学校开除了·…·
我对19141918年战争的种种回忆都是令人愉快的。西班牙的中立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安乐和经济上的迅速繁荣。一个新富人的粗野圈子发展了起来。流传着关于他们的大量轶闻，我并不是最后一个发明和贩卖它们的人。在各地举办了一些怪诞的盛会。夫人们学会跳阿根廷探戈和在吉他伴奏下咱德国歌曲。和平像炸弹一样爆裂开去。停战在整个亲法的卡塔卢尼亚地区是一种普遍欢乐的标志，这个地区只保持着对拿破仑征服的金黄色记忆。协约国的胜利是富于感染力的。大家都想利用它，人们在费格拉斯街道上组织了一次公众游行，周围乡村的人也来参加。一列队伍举着国旗和横幅彩带，络绎不绝地行进着。人们跳起萨尔达那舞。学生们组成了一个〃学生团体〃，它得选举一个委员舍来讨论有关参加胜利游行的事宜，它的主席来找我，请我致开幕词。
他对我说：〃你是唯一能做这件事的学生。但你特别要做到热情洋溢、富于气势，要成为你自己。你有二十四个小时做准备。〃
我接受了，立即着手写演说词，它大约是这么开始的：＊刚刚实现的生命的大牺牲，唤醒了所有被压迫民族的政治觉悟……等等、等等。〃我对着镜子研究情节剧式的动作。但是随着我演说的进展而扩散开来的胆怯之情暗暗地破坏了我的信心。我首次公开演说不能让熟悉有关我的传说的听众失望。要是我幼稚的胆怯在最后关头让我倒下了，那就太可耻了！我决不敢装病，更何况在我的勇气减少的同时，我的演说却因那些灿烂的修辞花朵和最富独创性的哲学观念而膨胀了起来。孤零一人，虽然已熟记住我的结束语，但一切都在我眼前变得模糊不清了，我终于再也抓不住失去的思路了。不，我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啊！我死命地跺着脚，捂住面孔，因无法控制自己而感到屈辱。当夜，到田野散步也不能使我镇定下来；何况在回来的路上，我还发觉与一群事先就嘲笑过我的演说的学生混杂在一起了。
第二天，我醒过来，致命的痛楚沉沉压在我心上，早餐时，我什么也吃不下。我拿起演说稿，把它卷成一卷，用橡皮圈套住它。精心梳妆打扮好了，我走到〃共和主义者中心〃，这是我们开会的地点。我觉得这段路程是种苦刑。我提前一小时到了，因为我想利用这段暂时的休息使自己习惯大厅和听众，可这些听众俱腾腾地走进来，并没有让我一下子感到面对一群热烈的听众。刚一进fi，我就感到脸红得厉害，不得不坐下来。有人给我拿来一杯水。微微恢复了点镇静，我就恐惧地注意到一些大人物在场，甚至还有一些非常吓人的少女也来了。共和国的旗帜环绕着讲台，讲台上有三只椅子在等着我们。中间一只注定属于我。我右边是主席，我左边是秘书。当我们坐下来时，一些讽刺的笑声（它们像烙印一般烙在我皮肤上）迎接着我们。我把头埋在两手间，仿佛在审视演说词。我以一种突如其来的惊人自信的态度打开了文稿。秘书站起来，开始就会议的主题进行长篇陈述，那些把我们当笑料的人不断用插科打诨打断他的陈述。我摆出好像完全把注意力放在自己演说稿上的样子，可我没漏掉一点挖苦的言词。秘书草草地结束了他的报告，在简短介绍我在焚烧国旗事件中表现的英勇精神后，就请我发言了；大厅里变得无声无息了，这是一种感人的安静，我明白人们主要是为我而来的。第一次，我体味到这种成为〃整体期待〃的对象的快乐，此后这种快乐重复出现过许多次。我慢慢站起来，仍然不知道我将会做什么。神经是如此紧张，我连演说开头的话都找不到了。一秒钟一秒钟过去了，大厅里越来越安静，而我却没有开口。要爆发什么事情了？怎么搞的？血涌上我的头，我用一种轻蔑的姿势举起手臂，拚命高喊：
〃德国万岁！俄国万岁！〃
这么做过之后，我一脚把桌子踢到前几排听众席上。几秒钟，混乱就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是与我的期望相反，人们不再注意我了。大厅内的听众分成好几个阵营，相互打斗、辱骂和争论着。我恢复了镇静，不受注意地溜了出去，跑回家中。父亲问我：
〃你的演说怎么样？〃
〃很好。〃
这确是真的。我的宣告刚刚造成了一个伟大的独创性的政治结果。马丁·维拉诺瓦，这位当地的鼓动家之一，用他的方式承担起解释我奇怪的态度的工作：〃再没有协约国，也没有战败者了。德国正在爆发革命。它与战胜者有同样的权利。由于更强的理由，俄国革命是这场战争最有希望的果实。〃他又进一步解释踢在桌子上那一脚的目的，就在于要使理解我政治思想太慢的听众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