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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婚姻、家庭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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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已经说过的，１９５０年的选举结果并不是事物的终结。在最初的兴奋过后，这种结果使有关的人们感到十分扫兴。没有多少人会怀疑工党在这次选举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不久工党将再次举行大选以挽回面子。同时，全国也十分不稳定。我继续在达特福德干也不大方便。如果我要想在政治生涯上更进一步，我应着手找一个能够获胜的选区。但我又觉得从情理上讲我应该在达特福德再竞选一次。如我现在离开达特福德，让他们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另找候选人是不对的。另外，恐怕很难想像我在第二次竟选运动中会产生与刚刚结束的第一次竞选运动类似的影响。我已经极其疲惫，固然没有一个从政的人当提到选举时会不感兴奋，我仍觉得在很短的时间内再来一次竟选运动对我不是一件令人向往的事。
我早就决定搬到伦敦去。由于有了Ｊ·莱昂斯公司的工作，我可支配的钱多了些。于是我在皮姆里科的圣乔治广场公寓租了一套不大的房子。老索华德先生从达特福德来帮我装饰房子。有了房子，我可以经常与丹尼斯见面，比在达特福德嘈杂的保守党活动中见面更为轻松。
我也学会了开车，并有了自己的第一辆车。我姐姐穆里尔有一辆父亲在战前花１２９英镑为她买的福特牌汽车，现在给了我。我的福特车在达特福德无人不知。我再次被接受为达特福德的候选人后，这辆车真为我帮了大忙。结婚后，我以几乎以与原价相同的价钱将它卖了。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举行了大选。这次，我又将工党议员诺曼·多兹的优势减少了１０００张票。当听到全国选举结果——保守党现在在议会拥有比工党多１７个议席的优势时，我欣喜若狂。
我在达特福德期间又认识了许多党内要人。１９４９年安东尼·艾登（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牛津）在达特福德的足球场向一次规模很大、群情激昂的群众集会发表讲话，我提议向他表示感谢。第二年，我又在艾伯特大厅召开的保守党妇女集会上作为赞扬丘吉尔和艾登的领导才能的动议的附议者讲话，丘吉尔热情地致答辞。能够见到这些大人物本人并与他们交谈，对我来说真是十分难得的机会，因为在格兰瑟姆的时候，我常与家人坐在无线电旁听他们讲话，他们的讲话使我倍受鼓舞。１９５０年，我被确定为参加保守党全国联盟执委会的保守党毕业生代表。这次会议使我第一次详细了解党的全国组织情况。
但使我感兴趣的总是政策，而不是组织情况。假期期间，我常常到斯温顿学院上课。院长雷吉·诺瑟姆慷慨大方，很会关心人，是约翰·麦纳德·凯恩斯的朋友。他在３０年代时曾到南威尔士亲身体验失业者的生活。他教导我们真正的政治战役是争取〃民心和民意〃。我经常应邀在斯温顿及不同选区的保守党政治中心的会议上讲话。这时候，我开始考虑〃统一的国家〃、〃资产拥有的民主〃及〃安全网（社会保障福利）〃等人们广泛提到的概念对政策的真正影响。
在我的日程中，最重要的社交活动是议会开幕前夕，艾尔夫雷德·博瑟姆爵士——梅德斯通选区的议员——在他的卡尔顿花园区５号的富丽堂皇的家里举行的聚会。院子里搭起了几个大帐篷，灯火辉煌，暖风习习，篷子里大人物及像玛格丽特·罗伯茨不太伟大的人物欢聚一堂。艾尔夫雷德爵士高兴地把自己称为战争期间经常举办此类聚会的伦敦德里夫人的继任者。他这个人外表看来为人和气，容易相处，你将很难想像他是一个设计纽约的最早的一些摩天大厦的天才。他对我尤其热情慷慨。我就是在他的家里结婚的，婚礼招待会也是在这里举行的，也是他提议为我们的幸福干杯。
我是在１２月的一个寒冷多雾的日子在城市路的威斯利教堂结婚的。结婚仪式在伦敦举行对大家都更方便。格兰瑟姆卫理公会牧师、我们的老朋友斯金纳协助城市路的牧师斯皮维主持仪式。然后，格兰瑟姆、达特福德、埃里斯及伦敦的朋友们回到艾尔夫雷德·博瑟姆爵士的家里。一切结束后，丹尼斯带我去马德拉岛度蜜月。在那里，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尝试坐水上飞机在水上运动的经历。从这令人惊心动魄的经历中缓过劲来后，我在这美丽的小岛上开始了我的婚后生活。
从马德拉岛回来后，我就搬进了丹尼斯座落在切尔西福拉德街的天鹅公寓。这套房子在六楼，十分明亮，能够饱览伦敦美景。我也第一次感到住在同一层楼面多么方便。正像以后我在唐宁街１０号所感到的一样，在同一层安排生活更容易些。房子很宽敞。一个大屋用作起居室兼饭厅。有两个面积适中的卧室，还有一个房间是丹尼斯的书房。丹尼斯每天早晨开车去埃里斯上班，晚上回来得比较晚。但我发现我有许多事情要做。这是我第一次管一个家。我们很快与邻居们交上了朋友。住在一个需乘电梯的单元房的一个好处是你会认识每个人。到第一个月末，我就认识了大多数邻居，其中不少人还相当有名气。深夜，总有可能听到院子里传来女低音的歌声，那准是西比尔·桑代克刚演出结束口来。我们住在那的时候，经常招待客人，平常晚上备有各种饮料，周末举行晚宴。
只要你的婚姻是幸福的，居住环境又舒适，作一个已婚年轻女人总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我的婚姻就是幸福的。而在５０年代，在那样舒适的环境里作一个已婚年轻女人简直是天堂。听到人们把５０年代描述成压制、无聊、循规蹈矩的时期或令人忧虑的时代，我总是感到十分诧异。无论从哪个方面讲，５０年代都不是上面描述的情形，而是人们在经历了战时的艰辛和战后节衣缩食的简朴生活之后正常幸福生活的重新开始。配给制结束了。工资开始增加。我以前从未听说过的香蕉、葡萄、水果突然又出现在商店了。衣服不再是单调的制服，给人自信、色彩丰富的时装再次出现在人们面前，有蒂奥式宽裙子，无带的晚礼服及阿斯科特式帽子。以前用板围起来的商店外面冒出了意大利餐馆。出售当时被称作〃泡沫咖啡〃的卡普契诺（一种咖啡品牌）的咖啡店在各大街上随处可见。还有人创造了〃Ｔｅｅｎａｇｅ——ｒ〃（指１１至１９岁的人）这样的词。寻常百姓家开始有了电冰箱、吸尘器、洗衣机。公告板上政府的通知少了，商业广告多了（默里薄荷糖，默里薄荷糖，越嚼越有味）。英格兰房顶的电视天线越来越密。为适应不断发展的时代，好莱坞发明了西尼玛斯柯普系统宽银幕，拍摄了不少宽银幕电影片，既有像《你往何处去》的圣经史诗性电影，也有像《南太平洋》那样的风景音乐片。以前从未想到能够花得起钱到国外度假的人们去了西班牙。
那是一个富足的时代。富足了，战争时期以来，甚至在那以前我的格兰瑟姆青年时代以来的英国生活中的诸多限制也开始放松。不能说我喜欢或者甚至理解了这种新获得的自由的各种表现形式。当美国的摇滚乐及比尔·哈莱、埃文斯·普莱斯利等名字传到英国时，我当时认为这可能是新闻界一时关注的新奇事（摇滚乐从来没有减少我对《沙漠之歌》的钟爱）。《愤怒的年轻人》以及描写普通人生活的戏剧开始向伦敦西区的传统戏剧挑战。我同样觉得这些会很快消失殆尽。而且，在我的真实生活中家务事已经够多了，晚上不再愿意出去看这种戏剧了。我也很少想到后来我会读约翰·奥斯本的作品，并且欣赏他的作品，还成为金斯利·阿米斯的好朋友。我很感谢他在我任首相时在文化战斗中给予的支持。阿斯科特赛马场、德比马赛、亨利的国际划船比赛及温布尔登的国际网球赛均恢复了昔日的风彩，战后不知隐藏在什么地方的那些闲聊专栏作家又出现在《讣告》或《花园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