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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她小时候跟着父母，去过很多地方。但是，唉，威利，这无异于说桑是个阴谋家。我觉得不是这样。我觉得原因在于她丧失了记忆，或者患有人格分裂症。我看过很多这方面的书。多重人格症患者，其中的一个人格根本不知道另一个人格在做什么。记得那本叫《三面夏娃》的书吗？那个女人有三种人格，其中一种人格就不知道另外的人格在干什么。也许是桑的另外一种人格将马修从婴儿车里带走，将他交给了一个朋友，后者带着小孩去南美了。而她的这一种人格正准备去跟他汇合。”
“这种人格分裂的东西在我看来根本就是骗人的把戏，亲爱的。”威利说，“我愿意为桑做任何事情，但是我真的认为她精神有问题。我只希望她失去理智的时候不会对那个小孩做出什么事来。”
威利早上外出散步的时候，埃尔维拉就在家打扫公寓。尽管他们将购买乐透赢来的大部分钱都用来投资3A债券和稳健型股票上，并获得不错的股息收益，但她就是不愿意请清洁女工。她曾在威利的催促下，雇用过一个清洁女工，但她很快发现，她比这个每星期过来打扫一次的清洁女工的速度快三倍，打扫得干净十倍。
现在，太阳终于冲破云层，照耀着他们那栋俯瞰中央公园南街的三居室公寓，阳光暖洋洋地反射在光洁的咖啡桌玻璃罩上，后墙的镜子照映出公园的景象。用吸尘器、抹布打扫厨房能让埃尔维拉的心情平复，她习惯于一边工作一边思考问题，正如她所说的，思考的时候加点幻想能够帮她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11点。她打开电视，新闻台恰好播放桑从车里出来，查理·肖尔搂着她准备突破媒体的包围。在桑停下来对着麦克风讲话的时候，她看到查理表情沮丧。“唉，威利，”埃尔维拉叹了口气。“现在谁都确定她肯定知道马修在哪儿。听她的语气，她知道马修还活着。”
拿着晨报坐在太空椅上的威利抬起头，“她这么肯定，因为她知道那孩子在哪儿，亲爱的。”他强调一遍。
“从昨晚查理带她到这里来的表现来看，我不得不说她真是一个厉害的演员。”
“你昨天乘出租车送她回家的时候，她情况怎样？”
威利用手捋了捋他厚厚的白发，眉头紧皱，集中精力回忆，“跟她在这里的时候一样，像一头受伤的母鹿。她说我们是她最好的朋友，没有我们的话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如果她将马修藏在什么地方，而她自己又不知道的话，”埃尔维拉一边肯定地说，一边按下遥控器将电视关了。“我很想知道艾登神甫对桑的印象如何。当时他说他会为她祈祷，我听见她说要他为马修祈祷，说什么上帝已经忘记她的存在。我的心几乎都要碎了。我当时只想搂着她，抱住她。”
“埃尔维拉，我觉得桑马上就会被捕，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威利说，“你还不如做好这个准备。”
“哦，威利，这太糟糕了。他们会让她保释吗？”
“我不知道。要是让警方知道她买了飞往南美的单程机票就糟糕了。光是这个理由她就不能被保释了。”
电话铃响了。是佩妮·哈默尔打来的，说她和贝尼很开心能参加星期二下午的“乐透获奖者支持组织”会议。
因为担心桑，埃尔维拉曾希望会议推迟，但听到佩妮欢快的声音时，她的情绪也高涨起来。她和佩妮在各方面都很相似：两人都穿14码的衣服，都很有幽默感，两人都留着各自的乐透奖金，而且，两人都婚姻幸福。当然，佩妮有三个孩子，六个孙子女，而老天却没赐给埃尔维拉一儿半女。但是，她早就当自己是威利侄子布莱恩的母亲和布莱恩那些孩子的奶奶了。此外，生活中的有些事情，如果无力改变，她也不会去幻想摆脱。
“最近有破案故事吗？埃尔维拉？”佩妮问。
“一个也没有。”埃尔维拉无奈地承认。
“你有没有看电视，有没有看桑·莫兰德绑架自己亲生孩子的新闻？我一直守在电视机旁边呢。”
埃尔维无意跟多嘴的佩妮讨论桑·莫兰德的事，也没提她对桑的情况很熟悉。“真是一出悲剧。”她小心地说。
“我也这么认为，”佩妮同意她的观点，“不过，下周我见到你的时候有个有趣的故事要告诉你。我原以为我马上就要侦破一起贩毒案，或者是类似的罪案，结果只是空欢喜一场。唉，我想我是不能像你一样写一本侦探小说了。对了，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一鸣惊人’这个书名特别好？”
你见面就提这事，埃尔维拉宽容地想，但她只是说：“我对这个书名也挺满意的，觉得它能吸引读者。”
“要是你听了我讲那起被我空想出来的犯罪，肯定得乐坏。我在镇里最好的朋友叫瑞贝卡·舒瓦兹。她是个房地产经纪人。”
埃尔维拉知道要挂断佩妮的电话而又不显得突兀是不可能的。于是她拿着电话穿过宴会厅，到威利落座的太空椅那儿，威利正在填报纸上的填字游戏，她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他抬起头，她用嘴型告诉他是“佩妮·哈默尔的电话”。威利点点头，走到公寓的前门，然后进入走廊。
“是这样的，瑞贝卡把我家附近的一栋房子租给一个年轻的女人，我到时告诉你为什么我觉得她这人怪怪的。”
威利按响门铃，一直按着，直到电话那头的佩妮听见。
“佩妮，我真不想打断你，但门铃响了，威利又不在家。我真高兴下周二就能见到你。再见，亲爱的。”
“我不想撒谎，”埃尔维拉对威利说，“但是我担心桑，没心情听佩妮的长篇故事，而且说你不在家也不算撒谎吧，你本来就在门外面。”
“埃尔维拉，”威利笑着说，“我以前就说过，现在再说一遍，你不做律师真是屈才。”
47
上午11点，托比·格里森从下东区那间“又便宜又舒服”的汽车旅馆结帐退房，他现在去42号街，从那里乘巴士去拉瓜迪亚机场。下午5点的飞机，但是他必须离开那个房间，他不想再待在那里。
天气很冷，但晴朗。以前，托比喜欢在这样的天气里长时间地散步。当然，自从他开始化疗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化疗让他元气大伤，现在他想如果化疗是让他摆脱痛苦，这样治疗的结果还真是荒谬，如此下去不知道有没有意义。
也许医生该给我一些药丸什么的，这样就不会这么累。托比步履艰难地走在B大道的时候想。他瞥了一眼帆布包，确保自己没忘记拿。包里的马尼拉低文件袋里装着格洛瑞的照片。这些照片是她失踪之前寄给他的。
他还一直带着格洛瑞半年前寄给他的明信片，叠放在钱包里。这张明信片让他觉得她在身边。
那个叫巴特莱·朗奇的不是善茬儿，一眼就能看出来。没错，他的那身行头就连傻瓜都看得出价格不菲。相貌不错，但鼻子太窄，嘴唇太薄，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
巴特莱·朗奇的脸整过容，托比想，一看就知道。他的头发太长，虽然跟那些摇滚明星的不一样，他头发是天生蓬松，但长成那样还是很难看。他的理发费肯定要400美元。只有政客才愿意花这样的钱。
托比想起了朗奇的手。想必他一生中从来都没有踏踏实实地干过一天活吧。托比突然自己喘不上气，他往路边走去。慢慢经过那些迎面而来的行人，走到一座最近的建筑物，靠在上面，将袋子扔在地上，拿出自己的呼吸器。
用过呼吸器之后，他深吸几口气，努力让更多的空气进入肺里。然后，休息了几分钟，好让体力恢复。休息的时候他看着那些过路人。纽约的人真是形形色色，他想。超过一半的人走路的时候都在打电话，甚至那些推着婴儿车的人也不例外。唧唧喳喳说个不停。他们怎么有这么多话要说？一群大约20来岁的年轻女子，有说有笑地经过他身旁，托比伤心地看着她们。她们都穿得很漂亮，有的穿着踝靴，有的穿着过膝靴。鞋跟高得离谱，她们到底是怎样穿上去的，他问自己。有的一头短发，有的长发披肩。但是看上去全都像是刚洗完澡出来的，身上干干净净，都闪着光呢。
她们可能全都在大商场或办公室有份好工作，他想。
托比继续走。他现在明白为什么格洛瑞想来纽约了，真希望她当初只是想在办公室找份工作，而不是想成为演员。他想正是后者使她陷入了麻烦。
我知道她现在有麻烦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