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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的著作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章节，其中有一个很有意义的名词“公民”。这个章节试日解释中国老百姓对国事普遍的淡漠。他说：“民之政计，皆就安利而避危穷。今为之攻战，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门而完解舍，解舍完而远战，远战则安。行货赂而袭当涂者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
我们今天仍然是有太少的公民，大多的私人。其原因在于缺乏足够的法律保障。这与道德无关，罪恶在制度。如果一个人有公共精神，他就会有危险。那么很自然，他就会对国家大事采取漠然置之的态度；如果对贪婪腐败的官吏没有惩旬，那么，要求人们不贪婪，不腐败是对人性提出了过高的要求。
所以，韩非子相信，应该建立任何人，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不得违犯的法律制度，他认为法律是至高无上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种法律能取代一切个人偏爱和私人关系。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光是一个几乎属于西方的平等观念，而且看出了一种最不像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很奇怪，与儒家“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教义相反，我们看到了一位法家，他宣布“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他所设想的法律是人不分贵贱、贤愚，一概都要遵守的。他推行一种由法律进行机械统治的理论，甚至认为不再需要什么聪明能干的统治者这些机械观点完全不像中国人的观点。
所以，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加入了道家的成份，“明君无为于上”。君主不应该有所作为，因为他看到以前的君王一般都无所作为，政绩平平。所以应该有一部政府机器，它的运转是那么公平，那么完美，我们的统治者是否明达则无关紧要了。于是，君主就成了一个挂名的国家元首，就像当代君主立宪的政府一样。英国有一个国王为建筑物奠基，为轮船命名，为人们授勋。
但是，这个国王对国家来说并不重要。他是好是坏，聪明与否，或者比较一般，都无关宏旨。制度自己在运转。这实质上就是君王无为的理论，它由韩非子予以阐释，并在英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把孔老夫子称作道德思想家，他的懦弱的道德说教被尊崇为“政治”理论，这实在是命运对他开的奇特的玩笑。让仁慈道德的人来管理政府，如此异想天开的观点，连大学二年级的学生都哄不过的。如果这种观点能行得通，我们满可以依靠汽车司机自发的谦恭有礼去调节纽约百老汇大街的交通秩序，而无需红绿灯了。任何一个有点头脑，有点历史常识的学生都会看到依靠所谓道德的力量，用孔子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政府总是世界历史上最腐败的政府之一。原因之一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官员们比西方官员更堕落。一个简单而无情的事实是，如果你把这些官员当作正人君子，正如中国人一直做的那样，结果只有十分之一的人会成为真正的君子，十分之九的人会成为无赖、骗子或窃贼。然而，如果你把他们当做无赖、骗子或窃贼，用监狱相威胁，正如西方人做的那样，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变为无赖、骗子或窃贼，十分之九多的人成功地使老百姓相信他们是仁人君子。结果你至少得到了一个表面上廉洁的政府。即使是这样一个表面上的东西也是值得争取的，这是中国早就应该争取的，这是韩非子两千多年以前的忠告，那也是在他被迫服毒之前的事。
中国今天所需要的并不是对政治家们进行道德的教化，而是给他们多准备一些监狱。在那些贪官污吏们可以大模大样地定购去横滨或者西雅图的一等舱时，谈论建立什么廉洁政府，纯粹是白费力气。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既不是仁慈，也不是正直或荣誉，而是简单的法律处治，或者说是将那些既不仁慈，也不正直，也不荣誉的官员们拉出去枪毙的勇气。唯一能使官员们保持廉洁的办法是威胁说一旦劣迹被揭露就要处以死刑。那些认为我所讲的将人性置于法制之下的观点伤了他们感情的官员们，就应该多少想一想自己是否愿意在一个严格按照孔子仁政观点管理的股份公司中投资，在这里，股东们不举行任何会议，不清理帐目，别人也不查帐，为债务问题潜逃的财务管理员或经理也得不到惩罚。中国政府正是以这种绅士风度管理着。如果现在的政府有了什么改进，也是由于受了西方的影响。西方人敢于要求统治者清理帐目，不害怕这样做会使自己失掉任何绅士的荣誉。
然而，在中国政府得到彻底改造之前，它就永远会像一个混乱的股份公司。这里只有经理和职员们在牟取暴利，股东们却在失去信心，都感到沮丧他们就是中国的黎民百姓。……（本章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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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特性
生？
一种区分，中国人把文学分为两种：教化的和娱乐的，或称为“载道”的与“抒情”的文学。两者的区分显而易见：前者是客观的，阐述的；后者是主观的，抒情的。中国人都声称前者比后者具有更大的价值，因为它能够陶冶人的性情，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准。基于这一观点，他们便看不起小说和戏剧，认为它们是“区区小技，不足以登文学之大雅之堂”。而诗歌则不然，他们不仅不轻视，其修养与尊崇程度且远胜于西方。不过事实上，中国人全都在暗地里阅读小说和剧本。一位官员在他的文章中可以大谈其仁义道德，然而在私下的谈话中，你可以发现他对《金瓶梅》和《品花宝鉴》中的男女主人公了如指掌，前者是典型的色情小说，后者的同性恋等淫秽描写与前者也不相上下。
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教化的文学”从总体上看质量较次，充满了道德说教的陈词滥调和极为幼稚的推理过程，并且由于害怕被斥为左道邪说，其观点也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故而中国文学中有可读性的部分只是西方观念上的文学，包括小说、戏剧和诗歌，亦即想象的文学而非观念的文学。在这种情况下，本非经济学家的学者在写有关赋税制度的文章，不会持镰的文人却在写农业的状况，并非工程师的政治家在写诸如“黄河保护方策”（最为普通的话题）等文章。就学者们的观点而言，他们只不过是在孔学之中翻翻筋斗，在孔庙门庭里寻找牛毛而已。他们谴责庄子这位对孔学最伟大的诽谤者，然而他们都读庄子的著作。他们中有人甚至敢玩玩佛教经典，不过他们对佛学的崇拜是浅尝辄止，他们对素食主义也是半信半疑。他们害怕被视为异端邪说，就像达摩克里兹害怕头顶上随时可能坠落下来的利剑①。这就是对独创性的恐惧。那些自发的文学，总是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心灵的自由驰骋”被限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孔门里的筋斗”翻得无论多么娴熟，也只是孔门里的筋斗而已。
不过，在一个学者如云的国家，仁义道德反复讨论了2500年，观点毕竟不可能没有重复。事实上，科举考试中的一流作品，要是译成简单的英语，其单纯幼稚程度准会让英国的读者瞠目结舌。出自一个伟大头脑的文学巨制给人们的印象却如跳蚤游戏一般滑稽。于是，作家只能在小说和戏剧的天地里发挥他的创造力，舒但他的自我，展示他的想象力。
事实上，一切有价值的、反映人类心灵的文学，都发源于抒情。观念的文学也是如此：只有发自人们内心的观点才会留存于世。早在1795年，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