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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李莼客（１８３０—１８９４） 名慈铭，字无心伯，号莼客，浙江会稽人，清末文学家。赵〃质澹ǎ保福玻埂保福福矗〃质澹憬峄耍迥┦画篆刻家。李慈铭在所著《越缦堂日记》中常称赵之谦为“妄人”，攻击赵之谦“亡赖险诈，素不知书”，“是鬼蜮之面而狗彘之心”。（见光绪五年十一月廿九日日记）
〔５〕 《民报》和《新民丛报》之争 指清末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同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关于民主革命和君主立宪的论争。《民报》，月刊，一九○五年十一月在日本东京创刊，一九○八年冬被日本政府查禁，一九一○年初在日本秘密印行两期后停刊。《新民丛报》，半月刊，一九○二年二月在日本横滨创刊，一九○七年冬停刊。〔６〕 《新青年》派和某某派之争 指《新青年》派和当时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封建复古派进行的论争。《新青年》，“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综合性月刊。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于上海，由陈独秀主编，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一九一八年一月起李大钊等参加该刊编辑工作，一九二二年七月休刊。
〔７〕 嚣俄 通译雨果。一八三○年二月二十五日，雨果的浪漫主义剧作《欧那尼》在巴黎法兰西剧院上演时，拥护浪漫主义文学的人们同拥护古典主义文学的人们在剧院发生尖锐冲突，喝采声和反对声混成一片。霍普德曼（Ｇ．Ｈａｕｐｔｍａｎｎ，１８６２—１９４６），通译霍普特曼，德国剧作家，著有剧本《织工》等。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日，霍普特曼的自然主义剧作《日出之前》在柏林自由剧院上演时，拥护者和反对者也在剧院发生尖锐冲突，欢呼声和嘲笑声相杂，一幕甚于一幕。
〔８〕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语见《庄子·齐物论》。〔９〕 林琴南（１８５２—１９２４） 名纾，字琴南，福建闽侯（今属福州）人，翻译家。他曾据别人口述，以文言翻译欧美文学作品一百多种，在当时影响很大，后集为《林译小说》。他晚年是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守旧派代表人物之一。他攻击文学革命的小说，有《荆生》与《妖梦》（分别载于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七日至十八日、三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上海《新申报》），前篇写一个所谓“伟丈夫”荆生，将大骂孔丘、提倡白话者打骂了一顿；后篇写一个所谓“罗睺罗阿修罗王”将“白话学堂”（影射北京大学）的校长、教务长吃掉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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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闲法发隐
桃椎
吉开迦尔〔２〕是丹麦的忧郁的人，他的作品，总是带着悲愤。不过其中也有很有趣味的，我看见了这样的几句——“戏场里失了火。丑角站在戏台前，来通知了看客。大家以为这是丑角的笑话，喝采了。丑角又通知说是火灾。但大家越加哄笑，喝采了。我想，人世是要完结在当作笑话的开心的人们的大家欢迎之中的罢。”
不过我的所以觉得有趣的，并不专在本文，是在由此想到了帮闲们的伎俩。帮闲，在忙的时候就是帮忙，·倘·若·主·子·忙·于·行·凶·作·恶，·那·自·然·也·就·是·帮·凶。·但·他·的·帮·法，·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譬如罢，有一件事，是要紧的，大家原也觉得要紧，他就以丑角身份而出现了，将这件事变为滑稽，或者特别张扬了不关紧要之点，将人们的注意拉开去，这就是所谓“打诨”。如果是杀人，他就来讲当场的情形，侦探的努力；死的是女人呢，那就更好了，名之曰“艳尸”，或介绍她的日记。如果是暗杀，他就来讲死者的生前的故事，恋爱呀，遗闻呀……人们的热情原不是永不弛缓的，但加上些冷水，或者美其名曰清茶，自然就冷得更加迅速了，而这位打诨的脚色，却变成了文学者。
假如有一个人，认真的在告警，于凶手当然是有害的，只要大家还没有僵死。但这时他就又以丑角身份而出现了，仍用打诨，从旁装着鬼脸，使告警者在大家的眼里也化为丑角，使他的警告在大家的耳边都化为笑话。耸肩装穷，以表现对方之阔，卑躬叹气，以暗示对方之傲；使大家心里想：这告警者原来都是虚伪的。幸而帮闲们还多是男人，否则它简直会说告警者曾经怎样调戏它，当众罗列淫辞，然后作自杀以明耻之状也说不定。周围捣着鬼，无论如何严肃的说法也要减少力量的，而不利于凶手的事情却就在这疑心和笑声中完结了。它呢？这回它倒是道德家。
当没有这样的事件时，那就七日一报，十日一谈，收罗废料，装进读者的脑子里去，看过一年半载，就满脑都是某阔人如何摸牌，某明星如何打嚏的典故。开心是自然也开心的。但是，人世却也要完结在这些欢迎开心的开心的人们之中的罢。
八月二十八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五日《申报·自由谈》。〔２〕 吉开迦尔（．Ａ．Ｋｉｅｒｋｅｇａａｒｄ，１８１３—１８５５） 通译克尔凯郭尔，丹麦哲学家。下面引文见于他的《非此即彼》一书的《序幕》。原书注解说，一八三六年二月十四日在彼得堡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按鲁迅这段引文是根据日本宫原晃一郎译克尔凯郭尔《忧愁的哲理》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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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考：《庄子》与《文选》（施蛰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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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大晚报》的编辑寄了一张印着表格的邮片来，要我填注两项：（一）目下在读什么书，（二）要介绍给青年的书。
在第二项中，我写着：《庄子》，《文选》，并且附加了一句注脚：“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
今天看见《自由谈》上丰之余先生的《感旧》一文，不觉有点神经过敏起来，以为丰先生这篇文章是为我而作的了。
但是现在我并不想对于丰先生有什么辩难，我只想趁此机会替自己作一个解释。
第一，我应当说明我为什么希望青年人读《庄子》和《文选》。近数年来，我的生活，从国文教师转到编杂志，与青年人的文章接触的机会实在太多了。我总感觉到这些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少，所以在《大晚报》编辑寄来的狭狭的行格里推荐了这两部书。我以为从这两部书中可以参悟一点做文章的方法，同时也可以扩大一点字汇（虽然其中有许多字是已死了的）。但是我当然并不希望青年人都去做《庄子》，《文选》一类的“古文”。
第二，我应当说明我只是希望有志于文学的青年能够读一读这两部书。我以为每一个文学者必须要有所借助于他上代的文学，我不懂得“新文学”和“旧文学”这中间究竟是以何者为分界的。在文学上，我以为“旧瓶装新酒”与“新瓶装旧酒”这譬喻是不对的。倘若我们把一个人的文学修养比之为酒，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酒瓶的新旧没有关系，但这酒必须是酿造出来的。
我劝文学青年读《庄子》与《文选》，目的在要他们“酿造”，倘若《大晚报》编辑寄来的表格再宽阔一点的话，我是想再多写几部书进去的。
这里，我们不妨举鲁迅先生来说，像鲁迅先生那样的新文学家，似乎可以算是十足的新瓶了。但是他的酒呢？纯粹的白兰地吗？我就不能相信。没有经过古文学的修养，鲁迅先生的新文章决不会写到现在那样好。所以，我敢说：在鲁迅先生那样的瓶子里，也免不了有许多五加皮或绍兴老酒的成分。
至于丰之余先生以为写篆字，填词，用自刻印板的信封，都是不出身于学校，或国学专家们的事情，我以为这也有点武断。这些其实只是个人的事情，如果写篆字的人，不以篆字写信，如果填词的人做了官不以词取士，如果用自刻印板信封的人不勉强别人也去刻一个专用信封，那也无须丰先生口诛笔伐地去认为“谬种”和“妖孽”了。
新文学家中，也有玩木刻，考究版本，收罗藏书票，以骈体文为白话书信作序，甚至写字台上陈列了小摆设的，照丰先生的意见说来，难道他们是“要以‘今雅’立足于天地之间”吗？我想他们也未必有此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