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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剩下一担馄饨担。”
看客的取舍，是没法强制的，他若不要看，连拖也无益。即如有几种刊物，有钱有势，本可以风行天下的了，然而不但看客有限，连投稿也寥寥，总要隔两月才出一本。讽刺已是前世纪的老人的梦呓〔５〕，非讽刺的好文艺，好像也将是后世纪的青年的出产了。
六月十五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二日《申报·自由谈》。
〔２〕 派队剪除长衣的事，指当时四川军阀杨森的所谓“短衣运动”。《论语》半月刊第十八期（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古香斋”栏曾转载“杨森治下营山县长罗象翥禁穿长衫令”，其中说：“查自本军接防以来，业经军长通令戍区民众，齐着短服在案。……着自四月十六日起，由公安局派队，随带剪刀，于城厢内外梭巡，遇有玩视禁令，仍着长服者，立即执行剪衣，勿稍瞻徇。”参看本书《“滑稽”例解》。〔３〕 整顿茶馆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一日上海《大晚报》“星期谈屑”刊载署名“蓼”的《改良坐茶馆》一文，其中说对群众聚集的茶馆“不能淡然置之”，提示反动当局把茶馆变为对群众“输以教育”的场所，并提出“改良茶馆的设备”、“规定坐茶馆的时间”、“加以民众教育的设备”等办法。
〔４〕 《包公案》 又名《龙图公案》，明代公案小说，写宋代清官包拯断案的故事。
〔５〕 讽刺已是前世纪的老人的梦呓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一日《大晚报·火炬》登载法鲁的《到底要不要自由》一文，攻击鲁迅等写的杂文说：“讥刺嘲讽更已属另一年代的老人所发的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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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风月谈礼
？小说、网
苇索
看报，是有益的，虽然有时也沉闷。例如罢，中国是世界上国耻纪念最多的国家，到这一天，报上照例得有几块记载，几篇文章。但这事真也闹得太重叠，太长久了，就很容易千篇一律，这一回可用，下一回也可用，去年用过了，明年也许还可用，只要没有新事情。即使有了，成文恐怕也仍然可以用，因为反正总只能说这几句话。所以倘不是健忘的人，就会觉再沉闷，看不出新的启示来。
然而我还是看。今天偶然看见北京追悼抗日英雄邓文〔２〕的记事，首先是报告，其次是演讲，最末，是“礼成，奏乐散会”。
我于是得了新的启示：凡纪念，“礼”而已矣。
中国原是“礼义之邦”，关于礼的书，就有三大部〔３〕，连在外国也译出了，我真特别佩服《仪礼》的翻译者。事君，现在可以不谈了；事亲，当然要尽孝，但殁后的办法，则已归入祭礼中，各有仪，就是现在的拜忌日，做阴寿之类。新的忌日添出来，旧的忌日就淡一点，“新鬼大，故鬼小”〔４〕也。我们的纪念日也是对于旧的几个比较的不起劲，而新的几个之归于淡漠，则只好以俟将来，和人家的拜忌辰是一样的。有人说，中国的国家以家族为基础，真是有识见。
中国又原是“礼让为国”〔５〕的，既有礼，就必能让，而愈能让，礼也就愈繁了。总之，这一节不说也罢。
古时候，或以黄老治天下，或以孝治天下〔６〕。现在呢，恐怕是入于以礼治天下的时期了，明乎此，就知道责备民众的对于纪念日的淡漠是错的，《礼》曰：“礼不下庶人”〔７〕；舍不得物质上的什么东西也是错的，孔子不云乎：“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８〕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９〕，静静的等着别人的“多行不义，必自毙”〔１０〕，礼也。九月二十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二日《申报·自由谈》。
〔２〕 邓文 当时东北军马占山部的骑兵师长，一九三三年七月三十一日在张家口被暗杀。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日报纸曾载“京各界昨日追悼邓文”的消息。京，指南京。
〔３〕 三部关于礼的书，指《周礼》、《仪礼》、《礼记》。《仪礼》有英国斯蒂尔（Ｊ．ｔｅｅｌ）的英译本，一九一七年伦敦出版。〔４〕 “新鬼大，故鬼小” 见《左传》文公二年：春秋时鲁闵公死后，由他的异母兄僖公继立；僖公死，他的儿子文公继立，依照世序，在宗庙里的位次，应该是闵先僖后；但文公二年八月祭太庙时，将他的父亲僖公置于闵公之前，说是“新鬼大，故鬼小”。意思是说死去不久的僖公是哥哥，死时年纪又大；而死了多年的闵公是弟弟，死时年纪又小，所以要“先大后小”。
〔５〕 “礼让为国” 语出《论语·里仁》：“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６〕 以黄老治天下 指以导源于道家而大成于法家的刑名法术治理国家。黄老，指道家奉为宗祖的黄帝和老聃。以孝治天下，指用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思想治理国家。〔７〕 “礼不下庶人” 语见《礼记·曲礼》：“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８〕 “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语见《论语·八佾》：“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据宋代朱熹注：饩羊，即活羊。诸侯每月朔日（初一）告庙听政，叫做告朔。子贡（端木赐）因见当时鲁国的国君已废去告朔之礼，想把为行礼而准备的羊也一并去掉；但孔丘以为有羊还可以在形式上保留一点礼的虚文，所以这样说。
〔９〕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孔丘的话，语见《论语·颜渊》。
〔１０〕 “多行不义，必自毙” 语见《左传》隐公元年，原语为春秋时郑庄公说他弟弟共叔段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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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风月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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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六十多篇杂文，是受了压迫之后，从去年六月起，另用各种的笔名，障住了编辑先生和检查老爷的眼睛，陆续在《自由谈》上发表的。不久就又蒙一些很有“灵感”的“文学家”吹嘘，有无法隐瞒之势，虽然他们的根据嗅觉的判断，有时也并不和事实相符。但不善于改悔的人，究竟也躲闪不到那里去，于是不及半年，就得着更厉害的压迫了，敷衍到十一月初，只好停笔，证明了我的笔墨，实在敌不过那些带着假面，从指挥刀下挺身而出的英雄。
不做文章，就整理旧稿，在年底里，粘成了一本书，将那时被人删削或不能发表的，也都添进去了，看起分量来，倒比这以前的《伪自由书》要多一点。今年三月间，才想付印，做了一篇序，慢慢的排，校，不觉又过了半年，回想离停笔的时候，已是一年有余了，时光真是飞快，但我所怕的，倒是我的杂文还好像说着现在或甚而至于明年。
记得《伪自由书》出版的时候，《社会新闻》〔１〕曾经有过一篇批评，说我的所以印行那一本书的本意，完全是为了一条尾巴——《后记》。这其实是误解的。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不加什么原也过得去的了。但画上一条尾巴，却见得更加完全。所以我的要写后记，除了我是弄笔的人，总要动笔之外，只在要这一本书里所画的形象，更成为完全的一个具象，却不是“完全为了一条尾巴”。
内容也还和先前一样，批评些社会的现象，尤其是文坛的情形。因为笔名改得勤，开初倒还平安无事。然而“江山好改，秉性难移”，我知道自己终于不能安分守己。《序的解放》碰着了曾今可，《豪语的折扣》又触犯了张资平，此外在不知不觉之中得罪了一些别的什么伟人，我还自己不知道。但是，待到做了《各种捐班》和《登龙术拾遗》以后，这案件可就闹大了。
去年八月间，诗人邵洵美先生所经营的书店里，出了一种《十日谈》〔２〕，这位诗人在第二期（二十日出）上，飘飘然的论起“文人无行”来了，先分文人为五类，然后作结道——除了上述五类外，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典型；但其所以为文人之故，总是因为没有饭吃，或是有了饭吃不饱。因为做文人不比做官或是做生意，究竟用不到多少本钱。一枝笔，一些墨，几张稿纸，便是你所要预备的一切。呒本钱生意，人人想做，所以文人便多了。此乃是没有职业才做文人的事实。
我们的文坛便是由这种文人组织成的。
因为他们是没有职业才做文人，因此他们的目的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