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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不过我对这个想法突然感起兴趣来了。”接着她用较为严肃的声音承认道，“说实话，实际上，我们既然已经决定了，我想如果给我父亲一个既成事实要更好些。我无法解释，这只是个直觉。”
我明白她是对的。我们等的时间越长，消息就越有可能传到这个极有势力的人的耳朵里。他会搬天动地——肯定无疑会搬动厄立特里亚——把女儿从我身边夺走。
我们去找弗朗索瓦，没有解释原因，只是要求享受早该享受的休假，好去阿斯马拉。
“没问题。”他和善地同意了。“别忘了去试一试尼亚拉饭店6层楼上的餐厅。他们把桌子布置得像小帐篷一样。很有意思。”
两天以后，我们早上7点从阿迪苏玛出发，不到中午就来到了厄立特里亚首府的郊外。这里的海拔比阿迪苏玛整整高出一英里。气候的变化简直是戏剧性的：我们把地狱般的夏季抛在了身后，进入了春天。
开车进城时，我们经历了一次文化冲击。在非洲的荒野中生活了这么长时间以后，我们突然来到了一个很像米兰郊区的地方。我们这样想不是没有理由的，城里的大部分建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89年意大利的征服，从那以后，这儿成了意大利非洲帝国的中心。
阿斯马拉没有辜负它的名字：花林，到处都是九重葛和兰花楹属的花木。街道一尘不染，两旁有露天咖啡馆和真正的商店，而不是逢集时放在毯子上的商品。然而即便在这里，我们这辆破旧的半履带式汽车也并非显得格格不入，因为这里几乎一半的交通工具是马拉的。
既然不是去观光的，我们便径直开上了自由大道，在天主教大教堂附近停下车。这是一所俯视周围的意大利式建筑。我们早了几分钟，于是就在教堂里面闲逛起来，看看那些冒充哥特式杰作的20世纪的彩色玻璃窗。
突然，我的注意力被一件神奇的东西吸引住了，我许多个星期的渴望意外地获得了满足。我没有停下来去征求同意，却发现自己在迅速地拔下大教堂管风琴上的桂子。我已经有很多个星期没弹过琴了。
当然要弹的只会是巴赫那伟大的（小调赋格曲》。开头的部分只弹了一半，就有一个很大的声音压过了有力的音乐。
“可以请问你是什么人吗？”
能够再一次弹琴使我得意忘形了，我的回答可能有点不够尊敬。
“目前我只不过是巴赫的一名恭顺仆人。我们约好要和教区代理主教伊夫特见面。你知道可以在什么地方找到他吗？”
“你已经找到他了。”那人答道，然后他夸张地补充道：“你们来早了，孩子们，很显然你们是借爱情的翅膀飞来的。”
像他的大多数同胞一样，伊夫特先生非常结实，但穿得比阿迪苏玛一带的人要好得多。他已开始歇顶，出现了双下巴，眼镜的金属丝架紧贴在脸上，赋予他一副机灵的神情。他已经严厉地瞪了我多时，认为我会明白他的意思，但最后不得不说：“希勒先生，你弹得已经很够了。请你们二位这边走。”
3份咖啡已经等好在他四壁放满书的办公室里了。我不禁注意到其中许多是拉丁文的。
“请用，”他指指咖啡说，“咖啡豆是我们嘉布遣会的一些会友在这里种的。”
“啊，”我克制不住地说道，“这样说来，这是真正的咖啡了。”
他古怪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尽了我认为是他最大的努力笑了一笑。
“好了，孩子们，你们现在离家很远。你们是在非洲认识的吗？”
“不是的，先生，我们是3个月前在巴黎参加这次任务的集训时认识的。”
“啊，”教士评论道，“这么说，你们相识的时间不长？”
这只是我的想像，还是我真的感觉到了他问题中暗含的怀疑？
“我想，如果仅从年月上看，时间是不长，”我代表我们二人回答说，“可是我们一直生活在一起——我是指日夜一起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和人是会变得非常密切的。”
“是的，”伊夫特先生同意道，“有关你们出色工作的消息连我们这里都听到了。应该祝贺你们。好，现在我们该从哪儿开始呢？”
呃，我心里想，你可以从表现得友好一点开始。我想像他的买卖不见得好到能拒绝像我这样的可能的皈依者的程度。
他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两只手的指尖对压在一起，看着西尔维亚。
“婚姻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达历山德罗小姐，而且当然是永恒的、牢不可破的结合。”
西尔维亚看了我一眼。我的表情说明，对他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我是越来越不耐烦了。
她回过头去用和缓的口气说：“我们明白这一点，先生，所以我们才来找你。我在威尔特郡的圣巴塞洛缨读过书。”
他听了似乎觉得很受用，便直接回答西尔维亚道：“好呀。”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这时西尔维亚追问道：“那你愿意主持我们的婚礼吗？”
“当然，当然，到时候会的。但是教会的规矩是，想结婚的人必须到我们这里来五六次，以使他们得到充分的准备。你们愿意每月来一次吗？”
我不能肯定，但是我认为他刚刚把我们的婚礼推迟了半年。可我错了。
“当然你们的情况是，”他补充说，“有一方为非天主教徒。”他看着我。
“我是不是可以认为你愿意接受宗教教导？”
“是的。我是不是可以认为，如果我不愿意，我不必正式皈依天主教？”
“是的，只要你同意子女在这一真正信仰的教育下长大。”
有一刹那功夫，我没有做出反应。我已经对西尔维亚说过，我愿意我们的孩子成为天主教徒，但是我不喜欢这个人对我施加压力。然而，我明白只有一个词能使我们摆脱这里，因此我说了出来：“同意。”
“好极了。”他的反应是这一天里最热情的。“我可以肯定，对于像你这样一个有教养的人，最多再要3个月时间就够了。”
不，这已经是一个长达9个月的拖延策略了。
我只是点了点头。
“很好，”他站起身来，“那么现在这个钟点对你们方便吗？”
“方便，先生，”西尔维亚客气地说，“这样我们来回只要一天就够了。”
“非常好。那我们是不是……”他手伸进法衣的口袋，拿出了一本精巧的皮面日志。他仔细地翻过后建议说：“我们24号再见面，行吗？”
那是3个星期以后。
“好的。”西尔维亚代表我们二人回答。说完后，她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拉了出去。
一走到他听不见的地方，西尔维亚便低声说道：“深呼吸，马修，做深呼吸，等到了街上再说。”
我们必须从教堂的门廊经过才能回到停汽车的地方。
那时，我们才看见了后墙上的铜牌。日期是1922年，是为了纪念教堂最初的捐助者而设的。其中赫然包括了温琴佐·达历山德罗，法玛公司的创始人，以及他为之忠实服务的领袖，贝尼托·墨索里尼。
“哦，这就明白了，”我挖苦地说道，“你知道这是个家族教堂吗？”
“我要是知道的话，你觉得我会提出到这里来吗？”
然后她用那美丽的大眼睛看着我，柔声问道：“你仍愿意和我结婚吗？”
“当然啦，西尔维亚。只要不在这里。”
我们在意大利和美国使馆的经历与在教堂的经历截然不同。当地态度和蔼的职员答应尽一切可能促使他们各自的政府尽快同意我们在国外结婚。他们都对我们说，我们可以准备在两个星期后举行婚礼。
我们冒着让弗朗索瓦失望的危险，退掉了在尼亚拉饭店预定的当晚的餐位，而在公园咖啡厅匆匆喝了一杯蒸馏咖啡就动身回去了。
“你在想什么，马修？”
“仅仅是在琢磨而已。”我说。
“琢磨什么？”
“琢磨你父亲需要多长时间把我们拆散。”
她抓住我的手。“别傻了，什么也不可能使我们分开。”
“别那么自信。”
“我说，你现实点，我们已经超过21岁了，他怎么可能阻止我们呢？”
“西尔维亚，”我半开玩笑地说，“以你父亲的关系，他可以让你参加意大利的第一个前往火星的太空项目。”
我们晚上很晚才到家，但回到熟悉的环境使我们非常高兴。那晚我们久久地、热烈地做爱。
后来我们拥抱着静静地躺在那里。
西尔维亚悄声说：“马修，没关系。”
“什么？”
“我们已经是夫妻了。”
我紧搂着她。真的，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