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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马修未能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他始终不愿把他心目中的女神等同于某个“任性的、被惯坏了的米兰女孩”。在他失去西尔维亚以后的20年里,他对西尔维亚的离他而去百思不得其解,唯独没有想到西尔维亚自身的弱点也可能是她离去的原因之一。他对她的理想化的爱在随后的日子里成了他的“镣铐和契约”(借用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比喻)。正因为这爱的“镣铐和契约”,他的情感世界从此被禁锢,情感之门砰然关闭,他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也戛然而止;他过起了苦行僧般的生活,希望对工作的狂热投入能减轻内心的痛楚。正因为西尔维亚的消失造成了他们共同营造的一个虚幻的生存空间的消失,西尔维亚如此椎崇备至的、在他们的爱情中起过如此重要作用的马修的音乐才能,也似乎毫无存在的必要了。他“失音”了——他的音乐的虚幻世界随同爱的虚幻世界一起消失了,他的艺术之花在唯一滋养它的爱泉干涸之后枯萎了。
如果小说作者就此结束情节的发展或者接着描述马修与西尔维亚重逢时不能自抑的感情漩涡以及最终他如何绝望地眼看她死在自己的治疗室里,那么,它充其量只是《爱情故事》的翻版。但是,作者不落俗套,另辟蹊径,重新起用埃维这条线索,在这条原本只能充作主线索(马修与西尔维亚之间的爱情)的前奏和陪衬的副线索上大做文章。结果,这条副线索成了主线索,而原来的主线索倒成了起映照和反衬作用的副线索。而当这两条线索会聚一处,即埃维和西尔维亚同时出现在马修的生活中时,小说的艺术张力达到了最强点。在令人欲醉欲仙的虚幻的爱和魅力恒久的平凡的爱之间何去何从,这是马修此时必须做出的抉择。而对这一主题的探讨正是作者对自己的爱情小说创作模式的一大突破。
是生活教会了马修做出理智的选择。如果说近20年来他一直迷恋沉醉于浪漫的脱离现实的爱情之中,那么此时他如梦初醒。与埃维及其两个女儿的共同生活令他充分领略了平平淡淡、从从容容的家庭生活的乐趣:从埃维厨房中飘散出来的香味令他心旷神怡,感到温馨备至;与埃维同近通宵超市、到女儿学校去拜访老师,这些琐碎小事竟会给他带来莫大的满足;甚至从那令人头痛的“代际战争”中他也能品尝到平凡人生的天伦之乐。及至一家人同游威尼斯时由一桩小事让他感悟到妻子对他怀有的毫无保留的深深爱恋之后,他暗自下定决心要与埃维厮守终身。此时他已经完全“懂得了一个20岁的人的一见钟情和通过缓慢而有力的渗透攫住一个成熟的成年人的深厚的爱情之间的区别”。如果说年轻人只在乎“一朝拥有”,那么中年人更注重“天长地久”。人人向往的超凡脱俗的爱因为缺乏坚实的现实基础而常常处于不稳定状态,往往给恋爱双方带来生离死别的痛苦;平凡常人的爱似乎见惯不惊,但正因为它有稳固的现实基础而“能够持久”,“能适应于变化”,并“不断生长”。爱情观的变化,使20年前后两场同样精彩的歌剧《茶花女》的演出带给马修完全不同的感受,使原本只具有内在美的埃维在马修眼中较之西尔维亚也并不逊色。明显地,马修的情感天平偏向了埃维。而伴随婚姻而来的责任感,更在埃维这一端投下了决定性的法码。当西尔维亚提出要与马修破镜重圆时,虽不时感叹“现实中的埃维如何能与(幻想中的)西尔维亚那永恒的、没有变也不在变的完美相争呢”的马修,却能鼓起勇气断然拒绝:“已经太晚了——对我们两个人都太晚了。你不可能让18年的婚姻就这么消失掉。我的生命中也已有了一个我十分珍贵的人。”这些话令人不禁想起了几年前风靡全球也令中国读者倾倒的《廊桥遗梦》中的女主人公弗朗西丝卡。在绚丽浪漫、激动人。g的爱情生活与平淡无奇、枯燥乏味的家庭生活之间,弗朗西丝卡甘愿舍弃前者而忍受后者,为的就是“那该死的责任感,对理查德(她丈夫),对孩子们”。当然,马修之选择埃维和家庭迥异于弗朗西丝卡的委白求全,他的这种对婚姻的责任感标志着在饱经感情沧桑后找到真爱的马修已拥有较之两性情爱更博大的情感世界:对爱人的爱、对家庭的爱、对子女的爱以及对生命的爱。
走出虚幻、踏上现实之坚实土壤后的马修,在埃维深沉爱恋之涓涓细流的滋润下,又催开了枯萎已久的艺术之花——他的音乐才能的失而复得,其实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是马修全身心热爱埃维、拥抱平凡爱情和投入平凡人生的象征。20年来缠扰他的“幽灵”——对虚幻爱情的渴求和依恋——已经消失了。经过20年苦苦寻觅的马修,终于可以毫不犹豫地向世人宣布:他已经找到了真爱,那唯一永恒的爱情,那就是现实的平凡的爱。
如果说《爱情故事》是一幅讴歌爱情之无私、纯洁和伟大的理想化了的浪漫主义的爱的风景画,那么《唯一的爱》则是一幅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爱的全景图。这里既有马修与西尔维亚超凡脱俗的爱、马修与埃维平凡恒久的爱,也有尼科对西尔维亚自私自误的爱、罗杰对女人朝三暮四的爱,还有更具普遍意义的爱:医疗人员身上闪现的一颗颗爱心,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情,以及人类对生命的挚爱。从《爱情故事》到《唯一的爱》,是西格尔在爱情小说创作上的一次超越和思想深度上的一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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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爱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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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大部都消磨在说“太早了”,然后又说“太晚了”。
——福楼拜:《通信集》,1895年7月
我要坦白一个可怕的想法。
当我得知西尔维亚快要死去的时候,我并不觉得难过得要命。
我知道这显得很不人道,特别是出自一个医生之口。事实上,当我刚得知这么多年以后她要来见我时,我几乎觉得这是个和解的举动。
我不知道她心里是怎么想的。她把我们即将到来的重逢只是当做为拯救自己的生命而进行的最后挣扎呢,还是说,也许在死神降临之前,就和我渴望见到她一样,她想再见我一面?
那么她的丈夫呢?纵使她还没有告诉他我们俩人之间多年前的那层关系(这简直太不可能了),现在她肯定也非得告诉他不可了。
不过不管他的想法如何,他不可能阻止我们见面。毕竟他是个习惯于享有世上最好的一切的人,而在这个领域里我是最棒的。
她比我小两岁,才43,从最近报纸上的文章判断,仍然非常漂亮。她看上去容光焕发,生气勃勃,根本不像得了重病。对我来说,她永远都是生命力的象征。
我们第一次在电话上交谈时,里纳尔迪很郑重,很客气。尽管谈的是他的妻子,但他的声音里没有一丝感情色彩。相反,他想当然地认为我立刻就会听从他的吩咐。
“里纳尔迪夫人长了个脑瘤,你能马上见她吗?”
但是,尽管他很傲慢,我还是能够感觉到他语气中暗暗承认,我有着他本人并不具有的一种力量。虽然他是个顶刮刮的生意人,却在讨价还价上敌不过死神。
而这正是使我感到满意的所在。
可是突然,好像刚刚才想到似的,在他的声音几乎难以党察的稍一停顿后他补充道:“劳驾了。”
我得帮助,帮助他们两个。
一个小时之内,医疗记录和x光片都送到了我的办公室。一等屋里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我马上就撕开了封套,毫无道理地认为可能有什么一眼就能认出是西尔维亚的东西在里面。
可是当然,里面只有她大脑的各种高科技的造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本以为自己以前已经看到了她的头脑深处了。当然,头脑不是一个器官,大脑也不是灵魂所在之处。然后,我作为医生被激怒了。
即便是最早的扫描也已显示出了肿瘤的迹象。她找的是什么样的人给看的病?我很快翻了一遍医疗记录,但都是通常那些冷冰冰的医疗术语。病人当时41岁,是个已婚白人妇女,最先找了个叫卢卡·文吉阿诺的教授,说感到剧烈的头痛。医生认为是由于情绪紧张所致,开了当时最先进的镇静剂。
但是尽管他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他还是透露出了一点她的个人情况。显然,西尔维亚生活中存在着某种未明确说出的紧张压力。也许出于自私,我立刻就认为这与她的婚姻有关。
尽管作为光彩婚姻的装点,她和丈夫一起出现在照片上,却似乎总是故意在他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