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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西尔维亚说道，“我记不得有什么时候我不是多多少少想着要当个医生。我是说，我觉得早在乔治的时候就开始了。”
“乔治是谁？”
她弓起背俯向桌子。每当她向我述说内心深处的隐秘时总是这样。今晚，感谢她套头衫的剪裁样式，在她对我叙述乔治·望祖托的时候，我无法避免一瞥她美丽的乳房。
“他是我的第一个‘男朋友’。那时我们都是7岁。他很瘦，眼睛黑黑的，又圆又大，个子比我们小得多。下课的时候，别的男孩跑来跑去乱闹，他总是孤零零地坐在一旁。我就过去和他做伴。
“可是他从不能到我家来玩，原来，他每天放学以后要到医院去做透析。”
她深深吸了一口气。
“见鬼，这么久以后说起这件事还是那么难。显然他活不了多久了。我的父亲提出为他出钱到美国去换一个新肾，我感到非常骄傲。我觉得爸爸做什么事情都不会失败的。”
她停顿了片刻，然后说道：“他们在波士顿综合医院给他做手术。他再也没有醒过来。”
西尔维亚低下了头。“这件事一直使父亲非常不安。但想一想里祖托太太吧。如果我们没有干预这事，她的儿子还有可能活上6个月，甚至1年。而情况是，医学科学只是使结局来得更快。”
我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柔声说：“因此你决定做个医生。”
“不是有意识的，不过我心里一定是怀着这种感觉。无论如何，莎拉的父亲，剑桥大学的一位医学教授，是一家临终关怀医院的临床主任。有一天他早上查房时允许我们跟在后面。
“约翰·康拉德真是太棒了。我是说，当他和一个病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使病人觉得他们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他倾听每个病人诉说自己的烦恼，而且总能找到恰当的话来鼓励每一个人。
“那里有个8岁的小男孩。虽然他非常虚弱，可听见大夫的笑话仍能竭力笑一笑。
“我突然发现自己希望乔治当年能够在这样一个充满了关怀和人情味的地方死去。我就是那天在回圣巴茨的路上下定决心的。”
“我能想像得出你父亲的反映。”
“其实你想像不出来。尽管他显然非常吃惊，但似乎接受了我的决定。只是到后来他才开始反击。自然，他的第一招是自责。”
“父母都爱用这一手。”
“总之，这一招不灵以后，他就试着以学医有多么艰苦来劝阻我。”
“告诉我，大夫，”我微笑道，“他有没有形容一番3天一个班，不许睡觉？”
“详细得令人痛苦。可是我争辩说，要是别人能经得住，我也能。后来就是——收买。他建议我们建立一个类似福特基金会的组织，向各种各样有价值的医学事业提供资助。我承认自己动了心。但是，在整整一个夏天的毫无结果的讨论之后，他放弃了。当他和我吻别的时候，他轻轻对我说，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就是让我去干能让我感到幸福的事。”
“反正，”我试探地说，“其实这不就是在你和尼科结婚之前你做些什么的问题吗？”
“上帝啊，”她假装生气地看着我道，“你比我爸还够呛。你为什么这么肯定我爱他？我说过爱他吗？”
“反正那会是个资产大合并。”我回避直接回答。
“这一点我无法否认。”她勉强承认道。
“那么你们定了日子没有？”我突然觉得并不想听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事实是，”她恶作剧地笑着说，“最近两位父亲建议定在8月的最后一个周末。”
“你是说就这个8月？”
她点点头。“当然，现在他们得往后推了。”
我又开始呼吸了。
我终于明白了她渴望参加国际医疗队的特别理由。
她不仅能够为生病的儿童工作，而且还能远远地离开尼科·里纳尔迪和一切来自家庭的压力。
“告诉我，西尔维亚，你去非洲的决定是否碰巧和能不参加自己的婚礼有关？”
她想压下笑，但没有成功。
“实际上我确实解释过，我需要时间和空间来好好考虑考虑。”
“他们的态度呢？”
“他们没有选择。我像爸爸，可也像妈妈。她也会维护自己的独立的。所以现在，爱提问的记者先生，你的问题都得到回答了吗？”
没有，我对自己说。我刚刚才想起了一整套新问题。
第八章
培训班最后一天5点钟的时候，弗朗索瓦点起了一根香烟，说了一段发自肺腑的话。
“好啦，正式的入门已经结束了，等你们一到那里就会看到，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准备。实地工作的每一天都是学习，我们在这里只能尽力使你们具有能够应付任何可能出现的危机的心理状态，而通常你们遇到的危机往往恰恰是我们没有能够使你们有所准备的。我只是想对受到过我不公平的责备的人说声对不起，而对那些没有受到我不公平的责备的人说——不用着急，到了那里以后会轮到你的。”
响起一阵轻轻的笑声。我想，在他脾气暴躁的外表之下隐藏着一个腼腆、可爱的人。
“好啦，祝大家好运。”他最后说，又补充了一句我从来没有指望会从他嘴里听到的话：“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了。”
按照计划，我们第二天傍晚动身，因此有大半天的时间可以在巴黎干我们想干的事。
上午，西尔维亚和我去了罗丹博物馆，然后，最后一次来到了国际医疗队。
我们得签署各种文件，包括银行委托书，医疗事故下的健康保险，以及使最近亲人受益的人寿保险。如果我死去，我指定蔡兹和妈妈每人各得五千美元。
下午我们分开了，各自去给家人买礼物。我给妈妈和马尔科姆寄去了一个金色“古董”黄铜钟作为迟到的结婚礼物，在“小不点”给刚怀孕的弟媳妇买了些非常可爱的婴儿服装。
在回旅馆的路上，我走过“大师之声”，进去最后测览一番。自然我买了3盒磁带才算走出了门，其中一盒我让他们用礼品纸包装好，准备送给西尔维亚。
我在大汽车外面紧张地踱来踱去。已经晚了，如果再不出发就要误飞机了。我不断看表，心想她究竟可能出了什么事。
“喂，马修，”弗朗索瓦吼道，“上车。不用担心，我们即使不等她，她反正坐得起轿车。”
我觉得这话既不能让我放下心来，又没有什么滑稽之处，但我服从了。
我刚坐下，西尔维亚就出现在台阶顶上，身后仍跟着那个影子。
她穿着宽松的套头衫，紧身牛仔裤，黑皮靴，简直漂亮极了。她一屁股在我旁边坐下，拍拍我的手让我安心。
“对不起。可他们就是不肯放下电话。”
我认为最好别问她指的他们是谁。
当我们在星形广场陷入车海中寸步难行时，弗朗索瓦大声说道：“好好看一看吧，孩子们，你们现在从车窗里看见的汽车比全厄立特里亚的车都要多。”
永远无比忠实的尼诺独占了最后一排座位。当我和他的目光相遇时，我热情地向他招手，让他过来和我们坐在一起。可是他就像没有看见我似的。他仍在工作，不打算做出亲近的表示。
在戴高乐机场，当我们把行李扔到行李车上开始往门口推时，她的看门狗仍继续保持着谨慎的距离，监护着她。当我们到达护照检查处时，他的任务正式结束。终于，他向西尔维亚和我走了过来。他不自然地倒换着两只脚，眼睛基本上看着自己的鞋，和我们告别。
“祝达历山德罗小姐旅途顺利。很遗憾我不能在那里照顾她了。但是……”他停了下来，难为情地没有说下去。
“你真可爱，”她热情地答道，“感谢你所做的一切。祝你妻子和小女儿好。回去吧。”
他斜眼看了看我，仿佛在说，我指望你了，先生，别搞糟了。然后他回转身子，沿通道慢慢走去。
“你会想念他吗？”我低声问道。
“不会。”她断然答道。
我拉着她的手，匆匆加入到免税店里的其他人之中，做最后一分钟的采购，买诸如科涅克上等白兰地和苏格兰威士忌一类的必需品。莫里斯·赫尔曼斯费劲地拿着2升装的一瓶荷兰杜松子酒。
“你知道吗，这种杜松子酒是一个荷兰的医学教授首先用红松果酿造出来的？”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看上去你有足够的杜松子酒给整个厄立特里亚治病用了。”我觉得很有趣。
“嘿，这东西现在减价，我捉摸着如果飞行员没汽油了还可能用得上。”
然后我们11个人全都在登机口附近等着，随便聊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