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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帝国告终 3
/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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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时实际状况而言，亚非和拉丁美洲各国的命运，可谓全部操在北半球少数几国手中。各国上下，也都深切体会到处处由人不由己的悲哀。更有甚者，（除了美洲地区以外）多数国家不是被西方势力直接占领治理，便受其辖制支配。人们心里都很清楚，即使本地王公苏丹的管辖权犹在（如“被保护国”、侯国等等），宫廷之上，保护国代表大人的“忠告”，却不可不仔细聆听。即使像中国这样依然享有独立地位的国家，外人在境内也享有着至高无上的治外法权和征收关税权。外侮如此之甚，逐外之思自然难免。不过中南美洲则不然，该处全数为主权独立的国家。只有美国抱着老大思想，把中美洲小国当作自己事实上的被保护国。美国这种当家老大哥的心态，在本世纪的前三分之一，以及最后的三分之一中表露得最为强烈。
但是1945年以来，原殖民世界已经全然改观，纷纷变为一群在表面上享有主权的独立国家。以今日的眼光回溯，这个情况似乎不但不可避免，也是殖民地人民长久以来期望的实现。就某些有悠久政治实体历史的国家而言，此言自然不是空话。比方亚洲诸大帝国——中国、波斯、奥斯曼——其他或许还有一两个国家，如埃及也可包括在内。其中尤以由绝大多数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为最，如中国的汉族，以及等于伊朗国教的伊斯兰什叶教派（shiite）。这一类国家的人民，对外人普遍具有强烈的憎恶情绪，因此往往易被政治化。难怪中国、土耳其和伊朗三国，成为由内部爆发重大革命的舞台。然而这三国实属例外；因为所谓建立于永久领土的政治实体，外有固定疆界与其他政体相隔离，内受独一性常设政权的统辖治理——即一般理所当然认定的独立主权国家的观念——对其他绝大多数殖民世界的人民来说，根本毫无意义可言。即使存在，一旦超越了个别村庄的范畴，这项观念便没有任何意义（甚至在拥有永久性及固定性农业文化的地区亦然）。事实上，即使当地人民具有我群我“族”的意识——比方某些被欧洲人以“部落”之名称呼的特定结合地区——既与其他族群共存、杂处、并分工，却在领土上分隔的概念，往往不可思议，超出他们所能领会的范围。在这一类的地区，唯一能为20世纪独立国家形式奠定基础的疆界，只有西方帝国侵略竞争之下产生的势力范围。外来的势力将这些地面任意割裂，分疆划域，通常却完全不顾当地固有的政经社会结构。因此，殖民结束后的世界，几乎全然依照当年帝国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疆界。
更有甚者，第三世界的居民不但对西方人深恶痛绝（痛恨的原因不一：有的在宗教立场上痛恨这些不信其教的西方人；有的则痛恨他们带来种种无神邪论的现代发明，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秩序；或单纯出于对一般大众生活方式改变的抗拒，认为种种改变徒然百害而无一益——这种想法，其实不无几分道理），本国先进阶级以为现代化为唯一途径的信念，老百姓也极力反对。在这种思想观念不一的状况之下，要想组成共同抗御帝国势力的统一阵线，自然极为困难。更有甚者，在某些殖民国家，即使殖民统治者对当地上下人等，无论尊卑，一律视之为劣等民族予以轻视侮辱，也依然难唤起全民团结起来共同对外。
因此，在这一类国家里面鼓吹国家运动的中产阶级，其主要任务便是如何争取传统人士及反对现代化的大众的支持；在此同时，却又不致破坏本身设定的现代化大计。早年印度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人士之一，如火气十足的提拉克（balganghadar tilak，1856…1920），在争取低中阶级广大民众支持一事之上——而非只图争取位于印度西部地区的乡亲——掌握的方向便极为正确。他不但捍卫印度圣牛及10岁女童即可结婚的传统；面对“西方”文明及崇拜“西方”文明的本国人士，他更力主古老印度文化——或所谓“雅利安”文明——及其宗教的优越性质。印度民族运动主战派的第一个重大阶段，出现于1905…1910年，主要便以这一类“本土性”的名目发动；甚至连孟加拉的那批年轻恐怖分子也不例外。最终并由圣雄甘地动员了印度各地的村落和市集。数以百万的印度老百姓，都是受了他由印度教优越性出发的感召。同时，甘地也同样注意，不致失去与现代化派人士联合的必要性（就实际意义而言，甘地本人其实不失为现代化派的一员）（见《帝国的年代》第十三章）。此外，他极力避免与印度境内伊斯兰教民众的对立——主张武力建国的印度教革命主张先天便具有反伊斯兰教倾向。甘地一手将政治人物塑造为圣人形象；他的这项发明，主张以集体被动的手段，达成革命的目的（即其“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更有甚者，他还巧妙地运用了正在发展演变中的印度教本身。因为在印度教千变万化、无所不包、含糊混沌的面目及教义中，包含着接纳改革创新的潜在力量。甘地便充分利用并开发了这股力量，从中完成其社会性的现代化运动，如对印度传统种姓制度的扬弃就是如此。然而晚年的甘地，在被刺之前，却承认自己的努力还是失败了。刺杀他的凶手，原是遵循提拉克一派的传统，主张印度教排他独尊地位的主战分子。甘地知道，自己最中心最基本的努力到头来还是落空了。就长远观点而言，广大民众之所动，与强国立种之所需，两者之间终难于协调。最后，自由独立后的印度统治者，属于“既不缅怀过去，也不希冀恢复古印度光荣”的一群。他们“对印度的过去，既无感情共鸣，也不求了解认识……他们的目光，对准西方；他们的心灵，深受西方先进的吸引。”（nehru，1937，pp．23…24）与此相反的，在本书写作时，主张提拉克反现代立场的传统派，依然有好战的印度人民党（bjp）为代表——即使到了现在——他们始终是一般反对势力的中心，也是印度境内的一大分裂力量。其分裂性的影响，不但存在于广大百姓当中，也可见于知识分子。圣雄甘地曾想将印度教建立为一个同时保有民粹传统，并具有革新进步双重精神的新文化。他这项短暂的努力，从此完全消失了。
类似的模式，也曾经出现于伊斯兰世界。不过，就主张现代化的伊斯兰人士而言，不论自己私下的信仰为何，他们对全民虔奉的宗教（即使在革命改革成功之后）也必须表示尊重。伊斯兰世界尚有另一项不同于印度之处，即前者的改革派人士虽然也试图为伊斯兰教义注入改革及现代化的新义，但论其动机，却不在动员一般小民，事实上也不曾发生过这种作用。哲马·鲁丁·阿富汗尼（jamal al－din al afghani，1839－1897，编注：埃及民族主义及泛伊斯兰主义代表人物）曾在伊朗、埃及、土耳其等地拥有门徒，其拥护者阿布达（mohammedabduh，1849…1905）则在埃及兴起徒众，阿尔及利亚则有巴迪斯（abdul hamid badis，1889…1940）。以上这些人宣扬的思想，不在乎民百姓的村庄里，而是在知识殿堂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