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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时期的大众艺术之所以意义重大，并非由于前卫路线的参与投入。最令人深刻难忘的，乃是大众艺术已经日益取得无可否认的文化优势地位，即使如我们在前所见，在美国之外，当时的大众艺术，犹未能摆脱教育阶级趣味的监督管辖，夺得独霸地位的艺术（或者应该说娱乐）形式，是以最广泛的群众为目标，而非人数日渐浩大的中产阶级，或品位仍停留在保守阶段的低下阶层。这些艺术趣味，仍然垄断着欧洲“大道”（boulevard）、“西区”（west end）舞台，或其他种种品位相当的表演国度——至少，一直到希特勒将这些产品的制作者纷纷驱散之前是如此，可是他们的兴趣已经不重要了。在这个中级趣味的领域里，最有趣的趋势要数其中一种类型，于此时开始如火如荼地发展。这就是早在1914年前，即已露出某些活动迹象，却完全不能预料日后竟大受欢迎的侦探推理题材，现在开始一本又一本的长篇推出。这个新的文学类型，主要属英国风味——可能得归功于柯南道尔（a．conandoyle）的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他笔下的这名高明大侦探，于19世纪90年代成为举世家喻户晓的人物——但是更令人惊奇的事实，却是这个类型具有强烈的女性及学者色彩。它的创始先锋，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1891－1976）的作品，到今日依然畅销不衰。侦探小说的各种国际版本，也深受英国创下的模式影响，也就是一律将凶杀案的谜团，当作客厅里的斯文游戏，需要几分智慧才能破解。就仿佛高级的填字游戏，靠几处谜样的线索找出答案——这更是英国的独家专长。这种文学类型，最适合用以下观点视之：诉诸那面临威胁，却尚不足完全破坏的既有社会秩序。谋杀，在此成为中心焦点，几乎是促使侦探采取行动的唯一事件。它侵入一个原本井然有序的天地——俱乐部的场所，或某些常见的专业场所——然后抽丝剥茧，一路循线索找出那只烂苹果，确保全桶其余的完好无损。于是经侦探的理性手法，问题获得解决，小小世界也再度恢复井然秩序；而侦探本人（大多数是男性），同时也代表那小小的大于世界。因此，主角务必为“私人”侦探，除非警探本人（与他的多数同僚不同），也属于上中阶级的一员。这是一个极度保守——虽然拥有相当自我肯定——的文学类型，与同时代兴起的较为恐怖的间谍小说不同。后者也多出自英国，在本世纪下半期大受欢迎，其作者的文学水平也属平平，通常是在本国的秘密特务机关中找到合适的职位。
早在1914年，具有现代气息的大众媒体，已在许多西方国家成为当然。但是它们在大灾难时代的惊人发展，依然令人叹为观止。美国报纸发行数的增加，比人口还要快，于1920－1950年间激增一倍。到了那个时期，在典型的“发达”国家里，每1000名男女老少，就有300至350份报纸，北欧和奥地利国民的报纸消耗量，比此更甚。至于都市化的大英帝国民，也许更由于英国的报刊出版是全国发行而非限于地方，每1000名人口竟然购读高达600份的报纸，的确令人咋舌（un statistical yearbook 1948）。报业是以识字阶级为对象，不过在基本教育普及的国度里面，它也尽量利用图片与漫画（漫画当时尚未为知识分子青睐），并发展出一种特殊的新闻用语：如语气夸张鲜明、极力攫取读者注意力、故做通俗。音节尽量减少等等，以满足一般识字程度不高民众的需求。这种风格，对文学的影响不为不重。而另一方面，电影对其观众的识字要求甚低，等到它于20年代末期学会开口讲话以后，英语国家的观众更不需要认识任何字了。
更有甚者，电影不像报纸，后者在世界多数地区，都只能引起一小部分精英阶级的兴趣。电影刚一起步，便几乎以国际性的大众媒体姿态出现。无声电影，及其已经通过考验、能以跨越不同文化的电影符号，原有可能成为国际性的共同语言。它们的黯然下台，很可能是促使英语在世上通用，并发展成20世纪后期国际洋泾浜的一大原因。因为在好莱坞的黄金年代里，电影几乎全部来自美国——只有日本例外，其大型电影产量几乎与美国并驾齐驱。至于在二战前夕的世界其余地区，即使将印度包括在内，好莱坞生产的影片也几乎等于它们的总和（当时印度已经年产170部影片，其观众人数几乎与日本等同，并与美国极为接近）。1937年间，好莱坞一共制作了567部影片，其速度等于每周超过10部。在资本主义的垄断性生产力与社会主义的官僚化之间，其中的差异，就在前者年产电影567部，而苏联于1938年却只能号称生产了41部。不过基于明显的语言因素，这种由一家独霸全球的异常现象自然不能持久。无论如何，它果然不能熬过“影棚制度”的解散。好莱坞的影棚作业，于此时达到高峰，宛如机器般大量制造美丽梦境，却在二战后顷刻间烟消云散。
大众媒体的第三项：无线电广播，则是崭新的当代发明。它与前二者不同，纯属建立于当时还是精密器材的私人拥有权上，因此基本上多限于相对较为繁荣的“发达”国家境内。意大利的收音机台数，直到1931年前始终不曾超过汽车的拥有数（isola 1990）。二战前夕，拥有收音机比例最高的国家地区，有美国、斯堪的纳维亚、新西兰、英国。在这些国家里面，收音机的持有数以惊人速度增长，甚至连穷人也买得起。1939年在英国的900万台收音机中，有半数为每周工资在2．5镑至4镑之间的小民持有——这算是普通收入——另外200万拥有者的所得则比此为低（briggs，ii，p．254）。因此大萧条的数年间，广播听众呈倍数激增，增长比例可谓空前绝后，此事也许也不足为奇了。因为无线电广播改变了穷人的生活内容，尤其是困守家中的穷家妇女，其影响力前所未有。收音机将外面的世界带进她们房中，从此这些最为寂寞的人不再完全孤单。凡是可以通过说话、歌唱、演戏，以及所有能以声音传达表情的事物，如今都在她们的指掌之间。这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尚无人知晓的新奇媒体，到股市大崩溃的那一年，竟已获取了美国千万家庭的欢心，到了1939年，更高达2700万家，1950年时，超过4000万户。这个惊人的发展趋势，真是可惊可叹！
可是无线电广播，与电影以及改革后的大众报业不同，并不曾大幅度改变人类观照现实的角度。它不会创造新的观照方式，也不曾在感官印象与理性观念之间建立新的关系（参看《帝国的年代》。它只是一个媒介，不是信息本身。但是，它可以向数不尽的数百万听众同时说话，而每一名听者，都觉得它是在向自己单独发言。因此无线电成了传播大众信息的有力渠道；统治者及推销员们，也迅即发现它是上好的宣传广告工具。到30年代初期，连美国总统和英国国王，也分别认识到自己在收音机上“炉边闲话”（fireside chat）和圣诞节广播谈话（分别于1932年和1933年）的潜力无穷。二战期间，由于对新闻需求迫切，无线电更地位确立，成为一代政治工具与一大信息媒介。欧洲大陆各国的收音机数大幅度增加，有时甚至呈倍数甚或倍数以上跃升，只有某些在战火中受到重大牺牲的国家是为例外（briggs，iii，appendix）。至于欧洲以外的国家，增幅更为惊人。不过一开始即已控制美国空中频道的商业用途，在他处的进展则不及美国顺利。因为根据传统，对国民影响力如此强大的一个媒介，政府自然不愿轻易放弃。英国国家广播公司（bbc），便始终维持其公共垄断机构（publi monopoy）的地位。与此同时，凡容许商业广播播出的地方，其经营单位都一律得对官方意见表示应有的尊重。
无线电收音机文化的创新之处，在今人眼中极难辨认，因为许许多多由它领导创新的项目，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固定的一部分——如体育评论、新闻报导、名人访谈、连续剧，以及任何以集数形式播出的节目均是。它带来的诸多影响之中，最重大、最深刻的便是依据一个严格规定的时间表，将众人的生活同时予以私人化与固定化。从此，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休闲，都被这张作息表牢牢控制。然而奇怪的是，这个传播媒介——以及后来继起的电视，并继之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