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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回到原本由健全金融及金本位制保证的稳定货币政策上去。但这一政策难以应付战争的超强需求。1922…1926年间，它们的努力或多或少，也有些成效。可是西有战败的德意志，东有混乱的俄罗斯，终于遏止不住货币系统的大解体；其崩流之势，只有1989年后部分前共产党国家的遭遇可以相比。当时最极端的例子是1923年的德国，其货币单位一下骤降为1913年币值的一万亿分之一。换句话说，德币的价值已经完全等于零。其他的例子虽然没有这么极端，后果却同样令人咋舌。我的祖父一向喜欢向小辈讲一个故事：话说奥国通货大膨胀期间，他的保险单刚好到期。于是将之兑现了好大一笔款子，可是这批一文不值的通货，只够他在最爱光顾的餐馆喝杯饮料而已。
长话短说，总之，在货币空前贬值下，私人储蓄一扫而空，企业资本来源成了真空状态，德国的经济，只得长年依赖对外大量借款。这使得它变得更为脆弱，世界经济萧条一发生，德国受创甚重。而苏联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不过，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没有发生把私人货币储蓄一扫而光的严重情况。最后，在1922－1923年间，各国政府决定停止无限制地印发纸币，并且彻底改换币制，总算遏住了通货继续膨胀的势头。可是一向靠固定收入及储蓄为生的德国民众，等于全体覆没。不过在波兰、匈牙利及奥地利诸国，原有的通货总算还保留了一丁点少得可怜的价值。这段经历，在当地中产及中下阶层身上留下的创伤自然可想而知，中欧地区因此造就了接受法西斯主义的心理。至于如何使民众习惯长期的病态通货膨胀，则是二战之后才发明出来的玩意儿。＇对付之策，就是把工资及其他收入紧随物价，依其指数而做相对的调整——“指数化”（indexation）一词，在1960年开始使用。＇
到了1924年，大战刚结束时的风暴总算静下来。大家似乎可以开始向前看，期待着时局重返某位美国总统所谓的“正常状态”。一时之间，世界经济的确也好像在往全球增长的方向走去。虽然原料及粮食的生产地区，尤以北美农家为最，对农产品价格在短期回升之后，再度遭挫，感到极为不安。百业兴隆的20年代，对美国的农民来说，可不是个黄金时代。而西欧各国的失业率，也一直居高不下；照1914年之前的标准来看，甚至高到病态的程度。我们很难想象，即使在20年代大景气的时期（1924～1929年），英、德、瑞典三国的失业率，竟然平均高达10％～12％的地步；至于丹麦和挪威，甚至不下17％～18％。只有在失业率平均只及4％的美国，经济巨轮才在真正地全速前进。这两项事实，都指出整个经济体系存在着一大薄弱环节。农产品价格滑落（唯一阻止之法只有积压大批库存不发），证明了需求量无法赶上生产。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另一项事实，那就是当时的景气，其动力主要来自工业国之间资金的大量流动，而其中最主要的流向就是德国。单德国一国，就在1928年吸收了全球资金输出的半数；借款额之巨，高达20万亿到30万亿马克，而其中半数属于短期贷款（arndt，p．47；kindleberger，1986）。德国经济因此变得更为脆弱，1929年美国资金开始撤退，德国果然经不住打击。
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出几年，世界经济再度遭难，自然不值得大惊小怪了。只有美国小镇里那些褊狭自满的中产阶级生产者，才会有另外一种想法。这些人的幼稚面目，已由美国小说家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的作品《巴比特》（babbitt）介绍，逐渐为西方读者所熟悉。同时，共产国际也曾预言，经济危机将于景气巅峰再度发生。共产国际认为——至少其发言人如此相信或假装如此相信——这场动乱将造成新一回合的革命浪潮。事实上，接下来的情况完全相反，而且来势之快，令人无法招架。大难开始的序幕（甚至连非历史学家也人人皆知），发生在1929年10月29日的纽约股市大崩溃。可是这场大灾难影响之深、范围之广，却谁也不曾预料到。甚至连革命者最乐观的时刻也不曾预见。这场经济激变，几乎等于世界资本经济的全面解体。整个经济体系，如今都牢牢锁在恶性循环当中，任何一环经济指数出现下落的现象，都使其他指数的跌落更为恶化。（唯一不曾下落的只有失业率，此时正一次又一次地推往天文数字。）
国际联盟的专家所见果然不错，北美工业经济惊人的大萧条，不久便立刻波及另一全球工业重地的德国（ohlin，1931），可惜没有人听警告。1929…1931年间，美德两国工业生产额均跌落了三分之一左右。可是这个数字，不过是各工业的平均值，看不出其中特定行业蒙受的巨大损失。单以美国的电气巨掌威斯汀豪斯公司来说，1929－1933年的销售额剧降三分之二；两年之间，净利润则跌落了76％（schatz，1983，p．60）。农林业也发生重大危机，粮食及原料价格无法再靠库存维持，开始直线滑落。茶和小麦的价格一下子掉了三分之二，丝价则跌了四分之三。于是凡以农产品出口贸易为主的国家，一律遭到空前的打击，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巴尔干诸国、玻利维亚、巴西、英属马来亚、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古巴、埃及、厄瓜多尔、芬兰、匈牙利、印度、墨西哥，以及荷属东印度群岛（今印尼）；这些还只是1931年曾由国际联盟列举的国家。总之，大萧条的现象，这回货真价实，具有全球性的意义了。
至于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希腊、日本、波兰、大英帝国，对西方（或东方）传来的震波也极其敏感，同样受到强烈的震撼。为了供应美国大量增长的丝袜需求，过去15年来，日本丝业已经将产量提高了3倍；可是现在丝袜市场暂时消失了——这等于一夜之间，日本丝在美国90％的市场便化为乌有。日本另一项重要农产品米的价格也受到打压。至于分布在东亚和南亚的一大片主要产米区自然也不能幸免。但是小麦价格跌得更惨更彻底，比米价还要便宜。一时之间，据说连一向以稻米为主食的东方人也转而改食小麦。可是就算面粉大受欢迎——就算这是真的——稻米大宗出口国，如缅甸、法属印度支那、暹罗（今泰国）的农民可就更遭殃了（latham，1981，p．178）。米价一路下跌，稻农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补贴之道就是种得更多，卖得更多，结果把价钱压得更低。
对于以供应市场，尤其是输出为主的农民来说，这种情况不啻倾家荡产，除非他们恢复只为自给自用而生产的传统小农经济。一般来说，大部分出口国家都还能利用这条出路，因为非洲、南亚、东亚及拉丁美洲地区的农家，仍多保持小农规模，总算还可以有一点缓冲的余地。但是巴西可就惨了，完全变成资本主义浪费和萧条严重程度的代名词，当地咖啡种植户为了挽救价格暴跌，竟把过剩的咖啡拿给火车的蒸汽机当煤烧。（世界市场上销售的咖啡，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来自巴西。）一直到今天巴西人务农的比例仍然相当高。本世纪80年代经济的激变，给他们的打击更甚当年的大萧条，因为至少早年的农家对经济寄予的希望远比后来为低。
话虽如此，殖民地小农国家的民众依然受到相当的冲击。比如黄金海岸（今加纳）的白糖、面粉、鱼罐头及稻米的进口量就一下子掉了三分之二，（小农式）可可市场跌至谷底，杜松子酒的进口量缩减更凶，直落了98％（ohlin，1931，p．52）。
至于那些靠工资的男男女女，对生产手段既无法控制，又不能有一般人的生活（除非有家可归，可以回去下田吃米饭），经济萧条的直接后果就是失业。当时失业率之普遍可谓史无前例，时间之长，更超出任何人的预料。经济大衰退最严重的时期（1932－1933年），英国、比利时两国的失业人口为22％～23％，瑞典24％，美国27％，奥地利29％，挪威31％，丹麦32％，德国更高达44％以上。同样令人注目的是，即使在1933年景气恢复之后，30年代的失业率也始终不见显著好转，英国和瑞典一直保持在16％～17％左右，奥地利、美国及北欧其余的国家，则维持在20％以上。西方唯一成功解决失业问题的国家，只有1933－1938年的纳粹德国。在众人的记忆里，工人阶级还不曾遭遇这样可怕的经济灾难。
更糟糕的是，在当时，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