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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发生在1979年的推翻了国王的伊朗革命，这是70年代最大的一次，也势必被历史记载为20世纪最重大的社会革命之一。革命发生，是针对当时伊朗国王急进激变的手段而爆发。伊朗国王一有美国坚定的撑腰，二有该国石油的财富做后盾（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大闹油价革命之后，伊朗也因而暴富），还推动闪电式的现代化与工业化建设（其大肆扩充军备，更是不在话下）。作为一名拥有强大恐怖秘密警察力量的绝对君主，该有的夸大狂特征伊朗国王都有了；除此而外，他显然也希望成为西亚地区的一方霸主。就他的观点而言，现代化即意味着农业改革，于是众多的小户佃农，被改变成众多缺乏经济规模的小农；或变成失业劳动力，只好往大都市另寻生计，德黑兰（teheran）人口由180万（1960年）骤增为600万。而政府特别看重的资本密集高科技农业，却使得劳动力愈加过剩，对平均农业产值却毫无好处，于60和70年代间一直下降。到70年代末期，伊朗所需的粮食多需要依赖进口。
农业既然不行，国王遂愈发倚重靠石油收入养活的工业，而伊朗工业在世界无法竞争，只有靠国内保护推动。农业衰退，工业不行，巨额的进口——武器自是大宗——再加上高涨的油价，伊朗通货膨胀不可避免。对多数与现代经济部门或都市新兴工商阶级没有直接关系的伊朗人民来说，他们的生活水准，在革命前数年间极可能不高反低。
伊朗国王大力推动的文化现代化运动，更产生了反弹作用。国王伉俪确有心改善妇女的生活地位，可是在一个伊斯兰教国家里，这种做法很难得到民众的支持——日后阿富汗共产党也会有同样发现。至于伊朗国王对教育的热情诚意，却为他自己制造出相当人数的革命学生与知识分子（不过伊朗半数人口仍为文盲）。而工业化则加强了工人阶级的战略地位，尤以石油工业为最。
伊朗国王得到王位，是于1953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下重返宝座的一场返国政变，当时曾与极具规模的群众运动对抗，因此国王并没有太多的民意基础及合法地位可资倚仗。他本人出身的巴列维王朝（pahlavis），其实也是源于早年发动的另一场政变，开朝始祖礼萨王（reza shah），原只是哥萨克旅的一名士兵，于1925年僭夺了皇室的头衔。不过在60年代和70年代，旧有的共产党和民族主义者，都在秘密警察的铁掌下动弹不得，地方上及族群性运动遭到镇压，而左派的游击团体——无论正统的马克思派或伊斯兰式马克思主义——自然也难幸免。以上这些势力，都无法提供革命爆发的火花，因此这一场惊天动地的大爆炸，基本上属于都市性的群众运动——颇有回归1789年巴黎，及1917年彼得格勒古老传统的意境——而伊朗乡间，则始终一片沉寂。
那一朵火花，来自伊朗大地上的特殊风土，即素有组织并在政治上极为活跃的伊斯兰宗教导师，他们在公共政坛上占有的积极地位，是其他伊斯兰教世界所未有，即使在其什叶教派（shiite）内部也属少见。宗教导师，加上集市上的商人工匠，向来在伊朗政治中扮演着行动派的角色，现在又动员上新起的都市群众，后者人数庞大，有充分的理由起来反抗。
这一股综合大力量的领导人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khomeini），年高望重，充满了报复心理。他曾在一处名为库姆（qum）的圣地领导过多起示威，抗议一项就土地改革进行公民投票的提案，以及警察对宗教导师活动的镇压。于是60年代中期起他在国外流亡，并公开抨击伊朗王朝违反伊斯兰教义真谛。进入70年代中期，他开始宣传一种完全采取伊斯兰形式的政府，鼓吹宗教导师有责任起来反抗暴政，甚至进一步取得权力。简单地说，就是发起一场伊斯兰式的革命。这种观念，的确是一项极端的创新，即使对政治行动一向积极的什叶教派宗教导师也不例外。霍梅尼的教诲，透过后《古兰经》时代的新工具——录音机——传播给穆斯林大众，而大众也侧耳倾听。于是虔诚的年轻学生在1978年于圣城库姆付诸行动，发动示威，抗议据说是为秘密警察策划的一起暗杀。游行的学生惨遭枪杀。更多的示威，更多的游行，为牺牲的烈士举行哀悼。这类活动每四十天便重复一次；人数愈增愈多，到同年底，已有上百万人走上街头向当局抗议示威。游击队也开始采取行动，在一场极具成效的关键性罢工里，石油工人关掉油田，集市商人关上店门，全国陷入瘫痪，军队不是无法便是拒绝镇压暴动。最后1979年1月16日国王逃亡，伊朗革命获得胜利成功。
这场革命的新奇之处，在于其意识形态。世界各处的革命原本一直到此时为止都遵循同一种思想，在基本上，也都基于同一种词汇，即1789年以来的西方革命传统。更精确一点，始终在某一种世俗左派，即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路线上。传统性的左派的确也曾在伊朗出现，并且极为活跃，而它在推翻国王一事上所扮演的角色——如策动工人罢工——事实上也不容小觑。但是革命新政权一起，左派势力便立刻被扫除。伊朗革命，是第一次在宗教性原教旨主义旗帜下发起并获胜的革命，也是第一起靠民粹神权取代旧政权的革命。而这项民粹神权宣示的计划目标，乃是要返回公元7世纪的社会——或者换句话说，既然我们所谈的是一个伊斯兰的世界，它所要重返的乃是神圣的《古兰经》撰成之际，穆罕默德出奔（hijra）之后的社会环境。对老一派的革命者来说，这种新发展就如同教宗庇护9世（pius ix），竟然起来领导1848年的罗马革命般不可思议。
伊朗革命虽然成功，然而这并不表示从此革命大纛就将在宗教呼声之下挥舞。不过从70年代起，在人数日增的伊斯兰世界里，宗教运动的确也成为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群中的一大政治力量，并受到伊朗革命的激励而转趋叛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教众，在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当权的叙利亚起来反抗，被残酷地予以镇压；在虔诚的沙特阿拉伯，拥向那最神圣的神座之处；在埃及由一名电机工程师的领导，刺杀了该国总统；这一切，都发生在1979…1982年间。然而除此之外，毕竟没有任何革命教导能够取代1789年和1917年传下的革命传统；除了将旧政权推翻以外，毕竟没有任何主导计划，从事世界性的改造。
伊朗革命的现象，甚至也不代表旧有的传统从政治场上消失，或就此失去了推翻政权的力量。不过苏联共产主义的瓦解，的确将传统革命的角色从世界极大部分抹去。但是在拉丁美洲，它依然有着相当的影响，当地在80年代爆发的最大叛乱行动，秘鲁的所谓“光辉道路”，即以毛泽东思想为帅旗。它在非洲，在印度，也还是生气勃勃。更有甚者，出乎冷战一代意料的是，苏维埃式的“先锋”统治党派，即使在苏联解体后犹存世间，尤以落后国家及第三世界为最。它们不但在巴尔干南部的选举中赢得胜利；在古巴，在尼加拉瓜，在安哥拉，甚至在苏联部队退出之后的喀布尔，它们也证实自己并非纯粹扮演苏联的代理傀儡。然而，就是在这些地方，旧革命传统的精神也遭融蚀，而且常常从内部毁坏。如在塞尔维亚，当地的共产党一改本来面目，变成主张大塞尔维亚沙文主义之党。又如在巴勒斯坦运动里，世俗左派的领导地位正不断受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侵蚀。
……
第十五章 第三世界与革命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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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末期的革命，因此具有两个特征：一是既有革命传统的萎缩，一是群众力量的复兴。我们已经看到（参见第二章），1917…1918年以来的革命，很少有建于基层群众基础之上者。多数由行动派的少数推动，全力投入，组织有素；或从上层发动，强制实施，如军事政变或军方占领——虽然这并不表示在适当的状况之下，它们就没有真实的群众基础（只有当变动是来自外来的征服者时，情况才会有所不同）。但是到20世纪末期，“群众”再度回到舞台上，这一回，再不只是充任背景的角色，反而一转身担纲演出。而少数人的行动主义，则以农村或都市游击队及恐怖分子的姿态出现，继续在发达世界活动，而且甚至成为当地固有的现象。在南非的重要地带，在伊斯兰教的区域，它们也是经常不断的景观。根据美国国务院的统计，国际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