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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杨娜的工作很累，上飞机的人要登记，量体温，下飞机的人要消毒，量体温，甚至隔离。sars的主要传播途径是飞沫传播或密切接触，杨娜第天在机场接触那么多人着实令人担心。
一个多星期没有丑儿的消息了，我为她担心，便拨通了她的手机，手机关机。晚上，我收到了丑儿的伊妹儿：哥，我的宿舍被隔离了，因为有人去广州出差得了非典，楼里很多人家被传染了。我还好没有非典症状，不知道要隔离到什么时候，正好可以静心写点东西。这段时间我对非典灾难很有感触，想写一写。哥，非典过后，我们去西藏吧。多保重，你是我疲惫时唯一想念的人。我看到这个邮件以后，不禁为丑儿担心起来，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傍晚，我和杨娜刚吃完饭，正等着女儿回家吃饭，小区里有人用扩音器喊道：六十五中学的老师，家属，学生家长请注意，听到广播后，请到社区报到，
否则后果自负。
听到喊六十五中学，我心里格登一下，女儿蕾蕾就在六十五中学，到现在还没放学。我走到凉台伸头一看，两个年轻人骑着摩托车正在小区喊话。
出什么事了？有人从窗户大声问道。
傍晚放学时，六十五中学两个班的同学九十多人集体出现发烧情况，已经全部隔离在人民宾馆，凡是六十五中学的老师，家属，学生家长必须到社区报到，否则后果自负。坐在摩托车后面的年轻人喊道。
六十五中学哪两个班？我连忙问。
初一七班和八班。那个年轻人回答。
站在我身边的杨娜一听险些晕倒，我连忙扶住她。女儿蕾蕾就在七班。我和杨娜也顾不上去社区报到，开车直奔人民宾馆。
人民宾馆用黄色的隔离线围着，几百名家长在隔离线外像热锅上的蚂蚁，许多警察戴着大口罩在维持秩序。
我要见我的孩子，你们把我的孩子怎么样了？一些母亲不停地喊道。
蕾蕾，你怎么样了？杨娜也在人群中喊着女儿的名字，场面让人揪心撕肺。
所有家长都在抱怨着学校，焦急地往里闯，场面难以控制。我见现场根本无法知道女儿的情况，便走出人群给林大勇打电话，想通过大勇打听点情况。
雷默，过一会儿我再给你打电话，现在正开常务会呢，薛市长正发火骂人呢。林大勇接电话的声音很小。
我只好挂断电话等待消息。不一会儿，由东州市非典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召集的医疗救护组赶到人民宾馆，这是从全市七家大医院抽调的十五名医疗专家会诊组。专家们全副武装，刚走进人民宾馆，我的手机就响了，电话是林大勇打来的。
雷默，六十五中学集体发热的事情惊动了省里和国家卫生部，教育部，搞得薛市长很被动，林大勇冷静地说：学生家长情绪激动，都想了解自已孩子的情况，为了缓解家长们的情绪，薛市长决定为九十多个孩子配一部手机。这样，孩子们就可以在隔离区与自已的父母通话了。家长们听到孩子们的情况情绪就会稳定下来。向市委汇报时，魏书记坚决反对，认为这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薛市长坚持要配手机。魏书记说，如果九百学生，九千学生被隔离，你也每人配一部手机？钱怎么办？乱弹琴，还是要积极做家长的工作，让他们积极配合，同时派专家组迅速确诊，对孩子们的病情抓紧治疗。这不，接完魏书记电话后，薛市长就召开了市政府常务会，大发雷霆。
到底怎么决定的？我焦急地问。
雷默，你别着急，人民宾馆的条件非常好，市里已经派了专家组去会诊，结论很快就会出来。一有消息我就给你打电话。林大勇安慰说。
大勇，拜托了！我心情沉重地说。
与林大勇通完话，所有家长都在现场登了记，测了体温，体温高的家长也采取了隔离措施。体温正常的家长被动员回家等消息。我和杨娜只好开车回了家。
回到家后，杨娜一声不吭，趴在我怀里默默地流泪，一夜无眠。我和妻子就这样在沙发上抱了一宿。我们从心里为孩子们祈祷，祈祷他们平安无事。
早晨，太阳也似乎得了感冒，并且正在发着烧，她抖着通红的大脸，早早地跳出地平线，烧干周身的雾气，向着高空升腾。阳光像干咳的飞沫一样射进窗户，让人没有一点安全感，电视新闻重复着昨天卫生部发布的全国疫情通报，不知道孩子们这一宿是怎么过来的。
杨娜早晨简单地洗了洗脸，便坐在电视机前看东州早间新闻，想从中得到点消息，然而却一点信息也没有。我只好又拨通林大勇的手机，关机。
我们俩想去人民宾馆隔离区看一看，家里的电话突然响了。杨娜一把拿起电话，只见她一边听一边露出兴奋的表情，最后，她放下电话，一下子扑到了我的怀里：雷默，学校来电话说，孩子没事了，是流感，专家会诊认为是集体感染流感，再观察治疗两天就可以解除隔离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浑身酸软，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
雷默，你怎么了？杨娜焦急地问。
从昨天到现在，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我实在撑不住了。我有气无力地说。
我知道男人越刚强，就越脆弱，倒是女人的柔弱，富有韧性，才更加不容易被打垮。
第十章 梦醒天堂 80、六字真言
我很担心丑儿的处境，发出去的邮件，没有任何回音，手机也是关机。我的心不安了起来。我给陈伟雄家里打电话，陈伟雄说，非典期间，公司放假，彼此没有联系。我只好问候一番后作罢。
我忽然又想起卢媛，觉得非常时期应该问候，便拨通了她的手机。
我到青岛来拍外景，刚下飞机就被隔离了，已经十多天了，烦死了。雷默，与四海谈得怎么样了？卢媛听到我的声音很高兴。
很有希望，只是小说出版的事还没有着落。卢媛，什么时候回北京？我关切地问。
说不好，看样子在青岛的外景一时半会儿拍不上，只好等。
sars过去后，我去北京看你！我动情地说。
谢谢！卢媛很感动。
挂断卢媛的电话，我又拨通了白鸿儒的手机。
白社长，非典时期，北京是重灾区，有什么事，敬请吩咐！我真诚地说。
雷默，非典时期出版社放假，你的小说也只好放一放了。
白鸿儒也很感动。
还请白社长多多费心。我诚恳地说。
雷默，以后还是叫白大哥吧，这样叫，我心里舒服一些。白社长苦笑着说。
好，多保重，白大哥！我也笑了。
北京的朋友我几乎都打过电话问候了，就是与丑儿联系不上，索性不再联系，安心写剧本。
晚上，杨娜一回家就高兴得不得了。
有什么好事了？我打趣地问。
老公，我要去日本东京驻在。
两地分居有什么可高兴的？我听了以后心里很高兴，但故意装出不高兴的样子说。
瞧你那傻样，就半年时间，再说，你还可以探亲，到时候没准儿你还会写一本呢！杨娜很兴奋地说。
你什么时候走？
非典一过我就走。
这天晚上，我又失眠了，我为即将来临的新生活而感慨。都市生活的基本原则就是鼓励一切人在一切可能的方向上生活。人们都在创造着，扭曲着，受难着，收获着，付出着。人生一旦陷入辉煌的绝境，突然间有一个贫道，简直是一种幸运。然而，大多数人会抱着辉煌难以自拨，直到一切美好的东西被戳穿后，从绝望到质疑，从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