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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家楼下，我给俞可平和史英赫打了手机电话。我心里很清楚俞可平是张国昌赌博的“向导”，史应赫是张国昌赌博的“出纳”。
在这个时候，张国昌找这两个人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攻守同盟。然而一切都太晚了，晚上十点钟这三个人就一起被省纪委双规了。当时张国昌正在四春阁大酒店宴请国家环保局的领导，他接到省委书记陆清的秘书吴汀的电话，说陆书记找他有急事，让他马上去陆书记办公室。平时张国昌与吴汀就称兄道弟，还经常在一起吃饭，陆书记找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
“吴汀，陆书记找我有什么事？”张国昌试探地问。
“不知道。”吴汀冷漠地说。
这使张国昌内心有了一些不安，因为以前陆书记找自己，也都是吴汀通知，凭两个人的交情，吴汀大都告诉他陆书记找他什么事。可今天吴汀不假思索地说不知道。张国昌虽然很冷静，但内心世界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张国昌知道吴汀是最喜欢吃黄鱼的，一家三口都爱吃，或者说只吃黄鱼，其它鱼类一律不吃。黄鱼必须是活的，新鲜的，因此，每次请吴汀吃饭，张国昌都备好黄鱼和善烹黄鱼的厨师。有一次在鹤鸣春大酒店请吴汀一家三口吃饭，我安排的菜谱上没有黄鱼，被张国昌大骂一顿，最后，宋老板差人现买的黄鱼，因此，我对这个吴秘书的印象并不太好。
张国昌接到吴汀的电话看了看表，已经是夜里十点钟了。父亲的身体不好，我没有陪张国昌。张国昌一进省委书记陆清的办公室就被专案组双规了。据说，张国昌很镇定，还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在电话里他对孟丽华说，我会对组织讲清楚的。
第五章 冬眠觉晓 32、萍水相逢
扬州老八件酒店座无虚席。我找了一间包房坐下，又泡了一壶茶。
“先生，点什么菜？”服务小姐面若桃花地问。
“就上这八款传统名菜吧。”我爽快地说。
这是我第二次来这家酒店，上次这八道菜只品尝了四款，今天借请罗文就全尝了。菜刚上齐，罗文、蓝翎就进来了，还跟了一位女孩，这位女孩长得很一般，但气质却很好。
“这位就是刘慧吧？”我微笑着问。
“你好，雷哥。”刘慧莞尔一笑。
我请大家坐，又要了啤酒。罗文一看菜便来了情绪，看得出这三位研究生还都没脱掉书生气。
“悦目之画，悦耳之音，皆为美术，而悦口之味，何独不然？是烹调者，亦美术之一道也。”罗文有些卖弄地说。
“罗文，这段话可是孙中山先生的遗训呀！”我也露了一下自己的底蕴。
“雷哥，真是好学问！”罗文敬佩地说。
我们一边喝酒一边闲聊。
“雷哥，你给张国昌当秘书，张国昌判死刑，而你什么事都没有，真让人佩服！”刘慧温婉地说。
“这些年给腐败大官当秘书的人都进去了。雷哥真不简单，你是怎么把握的？”蓝翎敬重地问。
“我父亲曾经嘱咐过我，”我苦笑了笑说，“口渴时觉得能喝下整个大海，这就是贪念，真喝时，只能喝下属于自己的一杯清水，这叫自律。能划清贪念与自律的界限就可以达到廉的境界。我并没有达到廉的境界，因为我经常有贪念，但是我在心灵深处是自律的。我的原则是肉体可以腐败，灵魂必须是清白的，这做起来是很难的。有一部戏叫《九品芝麻官》，里面有一句话我很欣赏，叫‘你想做清官就要比贪官更狡猾’，我不贪图清，只要不浊也就罢了。”
我的话让三位天之骄子很佩服。这种敬佩的目光有一种逼迫感，让我无地自容。我不希望有人步我的后尘，从抗争到妥协最后是逃避。
“雷哥，你准备怎么用罗文？”刘慧先是追问，然后解释说，“上次那个鹤鸣春大酒店的宋老板白白用了我们一个多月，一开始许好的愿，到最后都不算数了。现在的生意人奸诈得很。”
我听了这话心里一惊，罗文亲口跟我说没答应宋老板，怎么刘慧又说白白给宋老板干了一个月呢？
“刘慧，雷哥这个人从不许愿，萍水相逢肯定是要磨合一段时间。不过一个经过生死考验的人，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我很江湖地说。
“就是，就是。雷哥出身也不是商人。”蓝翎附和道。
“实际上中国服装市场已处于自然化的国际竞争状态，不同于其他行业的是，这里既有国际军团，也有蜂拥而入的小企业，高端和低端企业组合存在。服装业不可能只依靠盲目的广告投放和店铺扩张，走简单的规模扩张路线了。实际上，过去十年在it业所有发生过的战争都会转移到其他行业。”罗文亮出观点。
罗文侃侃而谈是想让我认可他的能力。我顺势问了一个很叫真的问题：“以你之见，哪一个因素决定产品的质量？”
“如果没有一流的工人、没有优良的管理是行不通的；或者服装设计缺乏新意也不可能获得成功；如果面料质量上乘而里料质地较差，就不能保证服装的耐用性；或者只有先进的缝纫机而没有先进的熨烫设备，那么要制作出高品质的服装也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一切的紧密合作都必须在一位有能力的管理人员领导下，再有一支有创造能力的设计队伍配合，才能发挥应有的威力。”
第五章 冬眠觉晓 33、恩怨
我坐在出租车上庆幸自己残存着激情。我时常暗问，雷默，你的心里还有阳光吗？给阳光一个入口让它洒进你心灵的庄园。不知为什么面对东州这座古城，我总有一种欲言又止的惆怅，这惆怅缘于梦想和现实的距离。
车遇红灯了，出租车停下来。我正在冥思中一辆奥迪车呼啸而过，留下几声警笛声，我看了一眼车号，是省长高远的车。
高省长原先是东州的市委书记、魏正隆的前任。李国藩代市长时，两个人在东州搭了一年班子。高远当时还挂着省委副书记的角儿，而李国藩还挂着副省长的角儿，两个人在省里好像就结了怨，在东州，李国藩从来不把高远放在眼里。高远对李国藩更是不屑一顾。两个人就像拥有核武器的美国和俄罗斯，冷战了整整一年后，高远被选为清江省省长。由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魏正隆接替东州市委书记。
在省人代会上，高远的票很低，刚过半数。选举前忙坏了张国昌，他极力为高远拉选票，他对东州代表团说：“一定要选高远，最起码我们东州的领导向省长汇报工作方便。”
高远当上省长以后，李国藩见了高省长既不说话，更不握手。高远每次到东州检查工作从来不通知市政府，而是直接通知市委。因为高远知道，即使通知市政府，李国藩也不会理睬的。李国藩可以不理睬高省长，常务副市长张国昌却不能。每次得知高省长来了，都像来了中央领导，那殷勤劲儿不知道李国藩看了后会作何感想？好在李国藩也不会看见。不过，李国藩听见了。他对张国昌在浑水里和稀泥非常不满意。这种不满让许多想挑拨两个人关系的小人钻了空子。
我给张国昌当秘书期间，有一件事高远给我印象最深。当时张国昌与市地税局局长朱天关系不一般。朱天是个古董收藏家，东州官场上上下下都知道他的这一爱好，所以有求于他的人都要讨一件好的古董才能登门。不过，朱天年纪大了，快六十岁的人了，省地税局一直想换朱天，市地税局的人事关系由省地税局主管，组织关系却在市里，一把手还要由市人大任命。
省地税局局长周汝祥是个敢做敢当的人，他没跟东州市任何人、任何组织打招呼，就派了一位处长来代替朱天。周汝祥亲自带这位处长来到东州市地税局宣布省地税局班子的决定。市地税局哗然了。哗然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朱天从市税务局分为国税、地税那天起就干地税局局长，在东州市地税局根深蒂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