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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那大枣树的树干两个人才能抱过来，是弧形的，很好往上爬。树叶覆盖了整个院子，一到雨后，满院子的红枣，让人看了就兴奋。
小时候，我和我姥娘就住在老屋里。老屋是露着房梁的。有一天早上，麻雀叽叽喳喳地叫着，我姥娘在饭屋里做饭，不停地拉着风匣，我躺在床上睡懒觉，我虽然闭着眼睛，但清清楚楚记得自己是醒着的，后来一睁眼身子就动不了了，难受得很，只见房梁上坐着一个“小人”冲着我直笑，还对我比比画画的，我既动不了，也说不出话，但心里清清楚楚的，我拼命挣扎，越挣扎，那“小人”越笑，我急坏了！
这时候，院子里传来了我姥娘唤鸡的叫声，并且推门进了屋，那“小人”突然不见了，我的身子也能动了，我一扑棱坐了起来，对姥娘说刚才发生的事，我姥娘说，你碰上“狐仙儿”了。
后来，我跟母亲也提及此事，母亲说，她小时候也在屋里遇见过这事儿。我对迟小牧说起此事时，他一点儿也不相信。
舅舅家门前原来是一片菜地，姥爷的坟就在那儿，就像从未见过爷爷一样，我也从未见过姥爷，不过，后来村里要在那片菜地里盖小学，姥娘只好给姥爷迁坟，坟挖开以后，姥娘将姥爷的尸骨一块块地捡放在一块蓝布上，我就站在旁边，姥爷的头骨上一颗牙也不少，这是我见过姥爷的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姥爷的坟就迁到了小清河的边上。后来姥娘与他合葬在一起了。
北滩头的一切我太熟悉了，我无法停止怀旧。我和舅舅跪在姥爷和姥娘的坟前沉默不语。舅舅点着两支烟，又倒了两盅酒放在坟前，低低地说：“爹、娘，你们的外孙子来看你们来了。”舅舅的话音刚落，我的眼泪就已经模糊了双眼。我默默地磕了三个头，渴望两位老人灵魂安息。
我对生死的认识就是从北滩头开始的，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一天中午，我和伙伴建国、东升去打猪草，我们横渡过小清河，偷吃了一顿梨，然后又横渡回来，将篮子打满猪草，高高兴兴地往回走。
快到东升家里时，就见东升家的院内院外围满了人，哭声一片。东升知道家里出事了，拔腿就往院子里跑。我和建国也紧跟在后面，跑到院子里，看见两条板凳搭了一块门板，东升的父亲一动不动地躺在门板上，脸色蜡黄。东升的母亲悲痛欲绝。建国的母亲在一边安慰。我听旁边的人说，东升的父亲中午正喝着酒突然就死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死人，害怕得不得了。不可思议得不得了，那时想，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说不动就不动了呢？我好几天都吃不下东西，而且不敢出院子，还是建国天天来陪我，才慢慢地好起来。
从那以后，目睹了数十次生生死死，仿佛也麻木了，生死不过是个轮回，生不带走，死不带去。单位同事的父亲母亲死了，去出个殡；单位的老同志病故了也去出个殡，连东州市前任市长在美国出车祸死了，我和同事还一起布置过灵堂。然而，真正触动我灵魂的死是张国昌的死，他的死让我对生有了更深刻的思考。
生的最终意义就是将来对死要有个交代。交代好了名垂青史，交代不好遗臭万年。最起码要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点美好的回忆，就像我奶奶和我姥娘，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我长到多大，心一静下来眼前就闪过她们慈祥的笑容。
张国昌对我也是有过好的记忆的，因为毕竟他对我有知遇之恩，但他对于老百姓却不好交代，他只有以死谢罪，死了人们还不依不饶，还要写小说、写报告文学、写纪实文章来骂他，还要拍电视剧来警示后人。这样的死让活着的亲人无比痛心。
离开舅舅家，我和迟小牧都有些感慨，迟小牧不像来时那么活跃了。
“小牧，是不是累着了？”我笑着问。
“不是，我是想我妈了。”
我一听笑了，心想，出来才几天，这不像一个快到中年的人说的话。过了德州，看到了一片棉花地，迟小牧把车停下。
“老乡，哪儿能买到新棉花？”迟小牧摇下车窗问。
“那儿的棉花都是新棉花。”老乡指了指棉花地边上的一趟平房说。
我和迟小牧走过去，原来这趟平房是一个小型棉花加工厂。
“小牧，买棉花干什么？”我不解地问。
“我妈一直让我给她买点新棉花给我爸做棉袄用，我一直没当回事。”
“买一件新棉袄不就得了。”我笑着说。
“我爸不喜欢穿买的棉袄，就喜欢我妈做的棉袄，我爸说穿上舒服。”
第四章 纸醉金迷 19、傍大款
回到东州以后，市政府办公厅秘书一处值班室给我打电话，说省纪委的人一直在找我。“什么事？”我有些紧张地问。
“不知道什么事，都找到常务副市长那儿了。杜市长指示，一定要找到你。”值班室的人说。
我心想，张国昌已经执行注射死了，我也辞职快一年了，省纪委还找我干什么？转念一想，俗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去看看再说，我便去了黑水河会所。这里是“李张大案”专门双规干部的地方。最多时双规过二百多人。
我走进408房间，屋子里坐着两个人。
“是省纪委的吗？哪位是梁主任？”我问。
“你是谁？”其中一位年纪在五十二三岁的人问。
“我是雷默。”
“噢，是雷秘书，我姓梁。”梁主任很热情地过来与我握手。
“我们是省纪委研究室的，这位是副主任老罗。”老罗也与我握了手。
“省委书记陆清同志交给我们一个课题，题目是‘如何规范领导干部身边工作人员的行为’，你曾经是张国昌的秘书，能够在‘李张大案’中把握住自己，不容易啊！想请你谈谈如何才能做好领导秘书。”老梁客气地说。
我听了这个问题内心哭笑不得，心想，哪是什么把握自己，而是张国昌在豪赌等问题上没带上自己，如果带上自己，我能不去？躲过此劫只能说是不幸之中的万幸。要说一点主观自制没有，也不现实，最起码我最了解张国昌，我更了解自己是干什么的。平时努力找准自己的位置，只要工作不越位，生活不越轨，就有了基本点。
秘书是生活在权力核心的小人物，秘书在权力运作中的隐蔽性使他们既容易得到重用，同时也容易成为权力斗争和组合下的牺牲品。
我上任不久，就发现东州市政府的政治生活已经不正常了，像李国藩、张国昌这些人从来不过什么组织生活，已经成了党内个体户，人们没有办法通过正常途径来达到目的，只能用金钱来做润滑剂。正如李国藩在自己的忏悔书中所说的：
“我忘记了自己在就任东州市市长的人大会上‘人民选我当市长，我当市长为人民’的誓言，把人民授予的权力异化为个人权力，使自己变成一手红，一手黑，一方面为老百姓办好事，一方面在背地里搞腐败的两面派。”
“我给张国昌当秘书有一种朴素的警觉，这种警觉跟他时间越长越大，”我对老梁、老罗坦诚地说，“一是张国昌见佛就拜，而且长跪不起，叫人警觉；二是虽然我没跟他一起去境外赌博，但订香港赌船的票他并不瞒我。有一次在车上，他当着我和司机李亮的面用手机与香港朋友通电话，订三张‘东方公主号’的船票。我早就知道，‘东方公主号’是赌船，因为周润发和刘德华合拍的《赌侠》就是在这条赌船上拍摄的。”
东州市的一位副秘书长与张国昌一起去过菲律宾，这位副秘书长是张国昌一手提拔的。在菲律宾期间，他和张国昌出入菲律宾的大小赌场。他回国后对我说，“老板在赌场中牛气冲天，胸前戴着金刚法轮，手上戴着钻戒、手链，脖子上挂着项链，嘴里叼着金烟嘴。”副秘书长把这当牛吹，我却倒吸了一口凉气。
我知道在这样的领导身边工作，要多可怕就有多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