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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别裁-第1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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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胜,以道德为先,才可胜残止杀,化解人们彼此斗争、仇恨、残杀的心理。但是一个社会、国家,要达到这个程度,必须有百年的教育,百年的文化,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要经过三四世才行(一世三十年)。孔子年纪大了以后,有了丰富的经验,所以这两句,说得非常切实。换句话说,文化历史的成果,不是一下子做得到的,起码要百把年,好几代才能做到。所以急求事功,往往没有好的结果。因此接下来说:

仁德须加累积成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对于王道仁政的推行,孔子在这里,再作一个原则性的定论。他说要实行王道的仁政,亲眼看见成功,是很难做得到的。必须要加以时间的培养,隔世或隔代的努力;有了安定的社会基础,有了根深蒂固的文化教育,然后才能“世而后仁”。我们看历史,先不管王道不王道,每一个朝代真正的安定,都要开国以来百把年的根基才行。从近代史来说,就看清朝一代,他们由孤儿寡妇带了三百万人入关,统治了四万万人,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百把年来的努力,才开始有真正的安定。

像“春满乾坤福满门”,描写当时国家、社会的安定现象,实在也是得来不易的。可是在乾隆的末期就又开始变了,马上又走下坡。再回溯上去看明代、宋代、唐代,甚至汉代,都是如此。每个朝代开始,社会在大变乱之后,真正过安定生活走上轨道,大体上都要百年的时间。当然恢复很容易,长治久安比较难。所以那年去日本开中日文化会议,我曾面对他们的国会议员、大学校长、教授们说,我到了日本,看见东京的繁荣,日本朋友问我有什么感想。我说:“这并没有什么稀奇,一个国

家,一个社会,安定下来,二十年时间,谁都做得到。但你们日本人要知道,日本今日的繁荣,是中国人三千万军民的血汗所施予的。我说世界上两件东西最可怕:一是刀,一是钱。过去你们军国主义,把刀磨快了想统治全世界,后果怎样你们已经知道了。现在你们有了钱了,又想买通世界,这种思想将来所得的后果,一样可怕……”

闲话少说,再回到正题,我们要注意“必世而后仁”这句话,经过一世,才能行其仁政的道理。例如一个家庭,为了培养一个孩子,希望后代优秀,也要“必世而后仁”。培养自己的孩子,希望自己的儿女有所成,还不大可靠;儿女如果照你的教育,再教育下去,到孙子这一代,才有希望。相反的“世而后败”,试看社会上富豪之家,也几乎没有超过三代的殊荣。做父母的很辛苦,白手成家;第二代做儿子的虽然不太过分,总比老子会花钱;到孙子一代出手可大了,完全是纨绔子弟的作风,甚至有些马上败掉了;因此又轮到第四代曾孙在闹穷。穷了又再俭省成家,如此循环往复,永远像一个轮子在转。

这里又顺便讲一个故事。陶朱公的次子在楚国犯了死罪。因为楚王有信任的大臣庄生与陶朱公很有交情,于是陶朱公的太太要丈夫写信给他,把儿子救出来。陶朱公打算叫第三个儿子带黄金千斤,连同信件去见庄生,相信不会有问题。可是长子不肯,因为宗法社会的长子,有特别的地位,有责任与权力,所以争着要去。但陶朱公不答应,他说如果长子去送这封信,一定是把老二的尸体运回来,不是把人救回来。可是长子硬吵着要去,太太不懂事,帮长子说话。陶朱公被吵得没办法,于是就让长子去了。不过同时吩咐太太准备好次子的丧葬事宜。长子到了楚国见到了庄生,交上了书信和黄金。庄生因为是陶朱公的事情,不能不办。适逢这年楚国有灾,古代相信天象,每逢天灾。国家要做好事以求化解。于是庄生去见楚王,建议大赦,楚王接受了他这项建议。但这个消息泄漏出来了,被陶朱公的长子听到,他就后悔老二的事用不着托庄生,大赦一定会放出来的,千斤黄金白送了,心里舍不得。殊不知这次大赦,正是庄生为了救他的弟弟想出来的办法。所以又去看庄生,提起大赦的事。庄生当然很聪明,立即知道了他的心理,就写了一封回信,将千斤黄金退回。对他说你弟弟的事刚好遇到大赦,用不着我帮忙,我可以不管了。然后庄生连夜进宫再见楚王,请求慢一点发布大赦令。他报告楚王,在大赦令的范围中,有一个死犯是陶朱公的儿子,如果不把他先正法,别人还误会我庄生贪污,误会你楚王不公平。于是楚王下令把陶朱公的次子杀了,翌日颁大赦令。陶朱公的长子只有把弟弟的尸首运回,家里却已布置好了灵堂。陶朱公的家人问,为什么事先会知道这样的结果?陶朱公说,我们白手成家,大儿子跟着吃苦出身,对钱看得太重,岂肯轻易花用。而这位老友最清贫,绝对不会受贿赂,我送给他钱是私人感情,他才肯受用。而我们的三子,出生时家里就很有钱,他花钱花惯,送了千斤黄金,绝不会心痛,也绝不会再去问的。我所以断定,老大去了一定是把兄弟的尸首运回来。这则故事的内涵,可以从多方面去体会,涉及到个人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心理学、家庭教育心理学等等。

所以说我们这一代的儿女,再好也有问题存在;主要的,他们在此时此地长大,安安定定,由小学读到大学,父兄尽管穷,他们的学费和零用钱总有得用的,他们哪里真能晓得世事艰难?所以说要在痛苦的环境中施予教育,必要置之死地而后生,他才能真正知道人生、社会、国家、民族的重要,将来也许他会有远大的成就。由此理扩而充之,讲到国家天下,使它合于王道仁政的原则,“必世而后仁”,这是不易的定论。

正己而后正人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这是中国政治思想重点所在,也是孔子所说名言——“政者正也”的引伸。主要是要求于领导人的。我们都知道中国文化中有一句“《春秋》责备贤者”的惯用语。这是说明孔子作《春秋》的主要宗旨,是为了时代的衰颓,社会风气的败坏,尽他对于历史的责任。他并不苛责一般人,因一般人大都是盲从的,听命的;他责备的是领导者,当权者,或者有道德学问而负这种责任的贤者。倘使这些人搞错了方向,会导致历史的重大罪过,因此《春秋》以中正责备贤者。《论语》中这里的观念也是如此,解释为政的道理在于先求自正,后来曾子《大学》的正心诚意等一系列思想,也是孔子这一观念的引伸、演绎。到了唐代,真德秀著《大学衍义》、《心经》(儒家的心经)、《政经》等书,就是强调这个重心给帝王和领导者看的,所以唐代以后,用《大学》、《中庸》的正心诚意思想,作为领导人必然的修养,也是根据孔子这里的思想。

这里在文字上的解释很简单,政就是正,“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这句话译成现在的白话文就是:假如本身公正,去从政,不必讲,当然是好的。“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政者正也,要正己才能正人。假使自己不能端正作榜样,那怎么可以辅正别人呢?





子路第十三…2


下面跟着这一政治原理,描述一则冉有的故事。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

这一段记载很妙,也是孔子的幽默处。孔子学生冉有,当时在鲁国的权臣季家做事,职位很重要。在鲁国的历史上,季家当时很糟糕,想争夺政权,不臣的迹象都显露出来了。在上论《八佾篇》中就曾记载,季氏旅于泰山,孔子曾找冉有,问他能不能想办法救季家,纠正他的思想。冉有说不能,可是冉有还在季家做事,有一天冉有退朝后,见到了孔子。(中国古代都在朝上处理公文,也等于是现代每天的朝会,讨论政治,处理公事。)

说到这里,我们有许多感慨。现在大家都觉得每天的会议太多,头大得很,这是中西文化合璧的过渡时期的现象。时代不同,社会结构、人事变化古今大不相同。古代官制人事比现在少得多。就清代而言,康熙年间,全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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