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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汉羌战争的白热化，董卓的地位也扶摇直上。桓帝末年，他已成为中郎将张奂的部将。按照《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吴书》的记载，凉州刺史成就首先发现了董卓，后来董卓又得到并州刺史段颎的推荐，于是成为司徒袁隗的幕僚。这个记载肯定有误，因为按照《后汉纪》和《后汉书·段颎传》，段颎在公元161～163年之间担任并州刺史，而袁隗出任司徒则是在公元173年，当时段颎已经升任司隶校尉。段颎与袁家关系特好，又向来敌视张奂，而董卓与张奂的关系并不融洽，所以段颎向袁隗推荐董卓，完全有可能，但这要推迟到段颎担任司隶校尉和袁隗出任司徒以后。袁绍后来召董卓入京，应当就有董卓曾是袁隗故吏，受到袁家信赖的考虑。
汉朝选拔官员实现辟举制，被辟举者称辟举者为老师，执弟子礼，自称“门生”，事奉老师像事奉父母一样，这一习俗直到清朝的末代科举时期还保留着。汉代的所谓“故吏”，也就是老下级，同样有对老上司尽忠的义务。自袁安出任三公之后，袁家成员都特别重视结交朋友，有求必应，乐于举荐人才，因此在官场中“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敌人甚少，而朋友极多。裴松之《三国志注·孙破虏讨逆传注》引《吴录》载有张纮为孙策撰写的一封致袁术信，里面说袁家“五世为相，权之重，势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焉……天下之人，非家吏则门生也……四方之敌，非吾匹则吾役……”董卓能在袁隗这样的三公身边工作，对他日后的仕途必然会有极大的帮助。董卓、曹操二人都是袁氏门生故吏，后来却居然挟天子以害师尊，虽然成败不同，但都遗臭万年，其实是必然的结果。
在给司徒袁隗当幕僚之前，董卓历任戊己校尉、并州刺史、河东太守等职。戊己校尉归凉州刺史领导，而汉灵帝前期的凉州刺史孟佗，即三国风云人物孟达之父，和董卓一样，也是被阉党提拔的。当年孟佗为了当官，打算结交大宦官张让，但张家门口每天等候张让接见的马车常有上千辆，往往得排好几天的队，才能得到张让的一次赏脸。孟佗不想排队，便和张让的家奴结好，为他们花了很多钱。后来孟佗到张家来，家奴们当街对他下拜，带着他加塞，第一个进了张家。排队等候的人们见状大惊，以为孟佗是张让的老朋友，就在孟佗出来后，争先恐后地向他送礼。就这样，孟佗在一天之内弄到了许多珍宝，于是挑了几件特别珍稀的，下次来拜访的时候转送给张让。在这些礼物中，有一罐葡萄酒。在唐太宗在公元640年吞并高昌之前，中国并不掌握葡萄酒酿造技术，葡萄酒都要从西方进口。而在梁冀、袁汤丢失西域之后，丝绸之路被隔断，葡萄酒在东汉帝国内从此绝迹，连张让都从来没有见过。张让本来就是个酒鬼，他的儿子——太医令张奉更以经常发酒疯闻名。饮过葡萄酒后，张让大喜，于是表孟佗为凉州刺史，帮他向西域采购葡萄酒。为了重新打通葡萄酒之路，孟佗在公元170年发兵3万讨伐疏勒国，结果大败而归。从此，西域之事就更不可问了。
除了张奂、董卓、孟佗这些受宦官器重的官员得到升迁之外，司徒胡广也升为太傅，录尚书事，成为朝廷百官之首。
这位胡广可谓是官场上的不倒翁，据《后汉书》统计，他“在公台三十余年，历事六帝，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为太傅。”因为他恪守中庸之道，又擅长政务，所以早在当小吏时，法~正的父亲法真便曾称他“有公卿之量”，洛阳民谣也赞许他说：“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他前后共经历过大小政变十余次，毕生6起5落，但在野从未超过一年。像胡广这样谁都不得罪，谁上台都支持，谁执政都起用的官员，也许只有五代时期的冯道可以媲美。
除了袁汤父子等官场上的老同事之外，胡广与两个人的关系特别亲密，就是他的首席幕僚王允，以及他的学生蔡邕。蔡邕后来正是被王允处死的，其表面原因是董卓，而根本原因则正是袁汤的子孙。胡广的故吏王允与胡广的门生蔡邕的决裂，证明了胡广根本没有明确、一贯的政治主张，这使得他可以在官场上左右逢源，可以“五作卿士，七蹈相位”，也可以当半个世纪的和事老，但却不能避免在自己死后，“天下中庸”梦想的彻底破灭。
陈蕃、窦武败亡之后，汉羌战争的最后决斗也已迫在眉睫。公元169年七月，段颎大破东羌于射虎谷（今甘肃省天水市西），斩首1万9千，而汉军阵亡者仅有4百余人。如此悬殊的阵亡比例，充分证明了段颎的军事才华。在此之前，羌人击汉军，往往以少胜多。如果以往的汉军将领能像段颎这样作战，汉羌战争可能根本不成其为战争。如今战争硝烟散尽，可惜破格重用段颎的汉桓帝已经看不到胜利的捷报了。
射虎谷之战宣告了汉羌百年战争的正式结束。如果我们相信古籍的记载，那么“羌”这个民族几乎被灭绝了，少数余部根本不可能形成气候。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仅仅十几年后，羌人还将随边章、韩遂、董卓、马腾、李傕、郭汜等军阀举兵，客观上加速了东汉帝国的灭亡。更加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东汉帝国已经灭亡之后，维护汉朝的最后一股势力——蜀汉，居然在很大程度上，要借助羌人的军事力量苦苦支撑。刘备从小喜欢编织，与羌人的特产——牦牛尾结下了不解之缘；青旄等羌族部落的骑兵常年跟随刘备出生入死，又特别为诸葛亮看重，在书信中屡屡提及；为刘备占领益州立下大功的马超，至少有四分之一的羌族血统；诸葛亮出岐山北伐时，凉州诸羌群起响应；更有甚者，最后一名为汉朝捐躯的将军姜维，也像他的姓氏“姜”显示的那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羌族人。当汉朝在大多数汉族人心目中已经像肥皂泡那样破灭之时，羌人却还在为之浴血奋战。
接下来，我们还有更加沉重的话题得讲，那就是第二次党锢运动。如果说第一次党锢运动仅限于禁止党人参予政治事务的话，那么第二次党锢运动显然要血腥得多，因为其中涉及了太多的权利纠葛。既然陈蕃、窦武一党想要屠杀宦官，那么宦官自然也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段颎的捷报送到洛阳后，他们终于可以集中力量下手了。
射虎谷之战的3个月之后，也就是公元169年十月丁亥日，中常侍侯览命人指控李膺、杜密等百余人为钩党，要求逮捕他们。郭泰在当年春天刚刚去世，所以不在名单之中。逮捕令下达后，大部分党人都选择了坦然入狱。历史教训证明，像张俭、刘表那样逃亡，代价太高昂了。当朋友劝李膺远走他乡时，这位老者却平静地说道：“出了事端不推卸责任，犯了法律不躲避刑戮，这是臣子最基本的节操。我年已六十，祸是自己招来的，又有何可避呢？”也许，上次桓帝迅速宽恕党人，令他们此时还心存幻想，以为自己大不了也就是再次被革职为民，回家种地而已。
但与第一次党锢运动不同，执政者这次因为已经大开杀戒，便决定干脆斩草除根。听说要处决党人，时年14虚岁的汉灵帝感到稀里糊涂，便问中常侍曹节：“党人为什么要被杀掉呀？”曹节回答：“党人们相互拉拢，图谋不轨，妄图颠覆我国家，夺取我政权。”汉灵帝听了十分害怕，立即在判刑文件上签了字。很快，李膺、杜密等百余人党人便全部被执行了死刑，他们的亲友也都被列入党人的黑名单，禁止入朝为官。天下名士之中，只有袁闳没有受到处罚，原因并不是因为他没有批评过阉党，而是因为他隐居山林，消极避世，甚至不再与袁家的其他成员来往，对宦官的实权没有形成威胁。
在上百名士大夫喋血京师的第二次党锢运动期间，袁绍正在家乡汝南安安静静地服着他的“六年之丧”。这是多么奇异的现象！
为了解释这件怪事，就必须搞清楚一个问题：
袁绍的首任妻子是谁？
这个问题仍然史无明文，《后汉书·袁绍列传》只说他的后妻姓刘。然而，《后汉书·党锢列传》中提及：李膺之子李瓒对自己的儿子李宣说：“袁本初汝外亲。”所谓“外亲”，与“外戚”的意思相同，即姻亲。李膺在公元169年自称“年已六十”，说明他生于公元110年，比生于公元146年的袁绍年长36岁。所以，袁绍很可能是李膺的女婿，即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