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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的盛唐-第2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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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方设法从“君弱臣强”的政治格局中突围,一如当年的高宗李治不得不从长孙无忌的权力之网中突围一样。
这才是李显的当务之急。至于以后会怎么样,李显根本来不及去思考。退一步讲,就算李显明知道让韦后垂帘听政有可能导致自己大权旁落,他也在所不惜。因为他宁可把大权旁落给老婆,也不会把它旁落给宰相。
在这一点上,中宗李显的思维方式显然跟他的父亲李治如出一辙。
历史在这里又出现了某种惊人的相似性。
可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谁叫李治和李显的出生顺位都那么靠后呢?当初要不是因为太子承乾和魏王泰在夺嫡大战中打得两败俱伤,也轮不到李治当皇帝;同样的道理,要不是因为武后一路拼命“摘瓜”,把李弘和李贤先后送进了鬼门关,皇帝的桂冠也不可能落到第三条“黄瓜”李显的头上。所以说,李治和李显的帝王资格本来就是先天不足的。正因为先天不足,所以他们必然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强势的功臣(宰相)集团。
因此,当他们上位之后,也必然要面临同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处理与功臣集团的关系。
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出现这种“君弱臣强”的局面时,一般会导致三种结果:第一种,也是最好的结果——功臣主动引退,把权力还给君主,双方相安无事。后两种则都是不幸的——要么是功臣坐大,变成权臣,最终架空(甚至篡夺)君权;要么是君主引进其他力量与功臣集团抗衡,待时机成熟,再出手将其铲除。
当年的长孙集团就是因为出现了架空君权的倾向,才迫使高宗李治不得不痛下杀手。而如今的五大臣集团,又会作出怎样的选择呢?
他们是功成身退,把权力还给李显,以求君臣相安无事,还是步长孙无忌之后尘,任手中的权力日渐膨胀,最终把自己推向死亡的深渊?
很不幸,答案是后者。
【武三思东山再起】
神龙政变后,张柬之、桓彦范等人仿佛都陶醉在了成功的喜悦中,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身处“功高震主”的危险境地。尤其是桓彦范,不仅没有及时收手,反而把手伸得比谁都长。政变成功后,他又拜相,又封爵,又赐食邑,本来已经赢了个钵满盆满,可还不满足,又奏称他的大舅子赵履温也参与了政变谋划,要求皇帝论功行赏。
这个要求实在是不太靠谱。当时赵履温在易州(今河北易县)当刺史,与东都洛阳远隔千里,政变前夕也没听说他回过洛阳,他如何参与谋划?这不是忽悠人吗?
李显大为窝火。
可他很清楚,现在还不是和五大臣翻脸的时候,所以他什么话都没说,立刻把赵履温调入朝廷,任他为司农少卿。
赵履温乐坏了,一上任就赶紧给妹夫桓彦范送去了两个大美女作为酬谢。
在赵履温这件事上,李显算是给足了桓彦范面子。
他相信,桓彦范也会还他一个面子。
可李显错了。
桓彦范丝毫没有领他的情。
这位仁兄一边拉着大舅子升官发财(顺便还笑纳了两位美女),一边却摆出一副忧国忧民的姿态,义正词严地数落李显不应该让韦后垂帘听政。
李显顿时火冒三丈。
哦,只许你桓彦范拉着大舅子一块儿升官发财,就不许我李显带着老婆一块儿上朝听政?我一个堂堂天子还不如你桓彦范?
好像是为了跟桓彦范较劲,李显把老婆推上金銮殿后,紧接着又提拔了一批新人。为首的是胡僧慧范、术士郑普思,还有惯以“妖妄之言”讨好皇帝的尚衣奉御叶静能等人。
在五大臣眼中,这些人显然都属于上不了台面的旁门左道,其中尤以胡僧慧范最让他们看不顺眼。这个外国和尚几年前来到洛阳,别的事没干,只一心一意交结权贵,不久就攀上了高枝,投靠了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按理说二张被诛后,这种人早就该被法办了,可出人意料的是,政变之后,这个胡僧慧范不仅安然无恙,反倒被中宗夫妇奉若上宾,混得比以前更为滋润。
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李显提拔慧范的借口居然跟桓彦范推荐赵履温的理由一模一样,说他也参与了诛杀二张的计划。以此借口,中宗不仅加封慧范为银青光禄大夫,赐爵上庸县公,给了他自由出入宫禁的特权,而且中宗本人还经常微服出行,屈尊到慧范的府上做客,好像成心要刺激五大臣似的。
桓彦范再次上疏,声称慧范以旁门左道乱政,请求中宗将其诛杀。
李显看着他的奏疏,唯一的答复就是报以几声冷笑。
不久,李显又任命术士郑普思为秘书监(相当于中央办公厅秘书长),擢升叶静能为国子祭酒(相当于国立中央大学校长)。自从大唐开国以来,这两个职位通常都是由硕学鸿儒担任的。比如贞观时期,魏徵、虞世南、颜师古都曾出任秘书监,担任国子祭酒的则是孔颖达,这些人都是名重一时的饱学之士。可眼下中宗竟然把这两个职位给了术士和佞臣,不禁让朝臣们大跌眼镜。桓彦范再度上疏,称郑、叶二人纯属“方伎庸流”,说中宗这么做是“官不择才,滥以天秩加于私爱……”(《旧唐书·桓彦范传》)
奏疏呈上后,中宗李显照旧置若罔闻。
其实,李显并不是笨蛋。他当然知道,这些和尚道士不可能帮他治理朝政。
李显的目的本来就不在此。
他之所以擢用他们,无非是想利用这些人在宗教界和民间的影响力,为自己打造更广泛的统治基础而已。就像当年武曌以周代唐之际,也曾不遗余力地利用宗教来增强她的政权合法性一样。
明智的统治者从来都很清楚宗教的力量。在他们看来,宗教虽不一定有助于净化他们的灵魂,但却一定有助于强化他们的统治。
只要利用得当,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李显对这帮和尚道士的宠幸,本来就已经让五大臣感到愤愤不平了,而他接下来重用的这个人,则无疑让五大臣在极度悲愤的同时又感到了极度惊愕。
这个人就是武三思。
早在神龙政变爆发后不久,洛州长史薛季昶就曾向张柬之他们发出警告:“二张虽已诛除,可吕产、吕禄(西汉初年的外戚,借指武三思一党)还在,斩草不除根,终当复生!”
张柬之等人却不以为然:“大局已定,他们不过是砧板上的肉,还能有何作为?况且,血已经流得够多了,该适可而止了。”
薛季昶仰天长叹,忽然说了一句让张柬之等人莫名其妙的话——“我不知自己将葬身何处!”
过后,又有一个叫刘幽求的朝邑县尉直言不讳地对桓彦范等人说:“武三思还在,诸公恐将死无葬身之地;如果不早点动手,到时候必定追悔莫及。”
后来的事实证明,薛季昶和刘幽求的担忧是对的——武三思一朝咸鱼翻身,五大臣果然都死得很难看。
可张柬之等人早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根本没把薛、刘的警告当一回事。他们自以为替中宗李显的复辟立下了汗马功劳,手中又握有宰相大权,天底下再没有谁动得了他们。况且武周王朝已经玩完,武三思彻底失去了靠山,能留着一条命苟延残喘已属不易了,还能翻得了什么大浪?然而,五大臣错了。
单凭武三思个人的力量确实做不了什么,可要是加上中宗李显的力量,五大臣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可是,一直以来,武氏集团无疑都是李唐皇族最主要的政敌,如今好不容易把武家势力打趴下了,李显为什么还要重新起用武三思呢?
原因有二:一、他需要一支老牌的政治力量来制约五大臣。在李显看来,无论是妻子韦后还是胡僧慧范等人,在朝中都没什么根基,要想和五大臣斗,他们都太嫩了,力量明显不足。而武三思则不同,自从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和武承嗣一起被召回朝廷后,他和武承嗣就成了诸武的当然代表,数十年来深深地介入了帝国政治。武承嗣死后,武三思就成了诸武唯一的领头羊,在政坛上拥有广泛的人脉和盘根错节的关系网,虽然神龙政变后武家失势,但是李显一旦重新起用武三思,他原本的人脉关系必定会迅速恢复,从而形成一股堪与五大臣匹敌的政治力量;二、众所周知,以武三思为首的诸武是神龙政变最直接的利益受损者,所以五大臣自然成了诸武的眼中钉和肉中刺。鉴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这一政治法则,李显当然有理由把五大臣的敌人武三思变成自己的盟友,然后充分利用武三思对五大臣的仇恨,来逐步削弱功臣集团的力量,最终将他们铲除。
神龙元年二月,也就是武周王朝覆灭的短短一个月后,武三思就重新活跃在了人们的视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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