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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高考结束了，我当然不能对我的诗人同学食言，落荒而逃。他因为身体原因高二就休学了，我是彻底解放了，可他还要再苦熬一年，我为自己影响到他的情绪觉得很内疚，不知道怎么面对他。想来想去，想到我后来的老公了，他俩本来就是朋友，也许他替我去做思想工作，安慰那个同学排除杂念，好好准备复读更好一些。等他俩沟通完，自然要来向我汇报情况，我也得表示一下感谢呀，总算减轻了个思想包袱。好像在学校门口，我后来的老公向我通报了他如何做思想工作的情况之后，突然冒了一句“哎，我看你以后还是嫁给我吧。”这人也太邪了，简直该死！我连想都没想，气得当时只说了一句话“全世界男人都死光了我也不会嫁给你！”我那时倒也不是觉得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而是生气我一直没把他当异性看，一直拿他当值得信赖的人呢，他怎么说出这样破坏友谊的话？好在我俩说完谁也没往心里去，风吹走就当什么也没说过。17、18岁的孩子，心还像天上的浮云呢，怎么可能许下缘定三生的诺言。（我倒是有个中学同学和来实习的体育老师一见钟情，后来结为伉俪，成为我们那拨的爱情传奇。）
虽然轻而易举地回绝了他的痴心妄想，不过他当时还是我可以信赖的人，也是唯一可以找到的劳力。他帮我用自行车驮着行李，送我回到十几里外乡下的家。我记得我们进门时，院子里摆满了连杆挖来的大蒜，已经晒得有些发蔫，正好可以辫成串的柔湿度。我妈正坐在院子里累得满脸通红地辫着蒜串。她除了道谢也顺便问我俩的考分，我妈一听完就替我自卑“怎么我姑娘的分数比你低几十分？”他不好意思地解释他考的是理科，多一门生物，所以总分本来就多五十。我妈这才放下心来。哎，无论是我妈还是我本人，当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个看着有点浑不吝的家伙，就帮我驮了次行李，竟然在若干年后把我娶到手，说缘分也许好听点，说是“放长线钓大鱼”大概更加贴切。
接下来的那段时间，我除了帮爸妈在地里干活，还帮妈妈辫完一院子的大蒜，也拿着蒜和菜去城里卖。我可没像《人生》里的高加林那么自卑，卖东西看见熟人都吆喝不出声。大概爸爸一直教育我们背上书包是学生，放下书包就是农民吧，我一直比较坦然，从不遮掩我的农村出身，也不以劳动为耻。（我的好朋友多年后埋怨我可害苦了她，她以为所有农村孩子都像我一样朴实，没想到碰到很多“洋芋开花赛牡丹”的事，让她一点都不知道设防。哈哈，一把指头还有长短呢，绝大多数农村人还是很朴实的，毕竟是长在地上的嘛。）我和姐姐跟着爸爸在麦地里割麦子，三个业余农民干活也引得村里人打趣“孩子她爸，你怎么让两个姑娘娃在地里干活呢？她们还是学生娃吗？”爸爸说“嗨嗨，老大分家了，不让姑娘娃干活再让谁干呢？学生娃回家也得劳动锻炼”。我和弟弟拉上满满一架子车菜去学校附近的市场卖，买一根冰棍都觉得很奢侈。偶然见到同学的父母或奶奶，我也没有躲藏，主动给他们送一点，自家种的菜不值钱，我们同学可是有几年的交情呢。有时候卖完菜我会让弟弟拉着架子车回家，我去老师家送菜，没准还能蹭顿饭呢。
其实干活倒是让我忘记了担忧，偶然在燥热中会也觉得空虚难捱，神经近乎崩溃，心里七上八下地等着录取通知书。有一天爸爸去城里办事，顺便让他打探一下消息。我和妈妈在白菜地浇水，等轮到我家时天已经黑了，妈妈让我先回去。我进屋时爸爸笑着说“你的录取通知书来了。”真的吗？是哪？爸爸竟然说“大连海运学院”。不可能，我感觉顿时跌落冰窖里，我没有报那样的志愿啊？就算我的成绩再不理想被调配，那也得是我报过的那些学校啊。那录取我的专业呢？爸爸说是“海底打捞”，亏他编得出啊，这个笑话也一下露馅了，我是文科，不可能有那样的专业的。看我失望的样子，几乎急得要跳脚，爸爸哈哈大笑着，凑着昏黄的灯光，从黑色人造革包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份白底红字的复旦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到现在还保留着这张关系我命运的通知书），封面上还印有圆圆的校徽，信封里夹着几张牛皮纸的行李托运签。我的大学梦就在那样的一个夜晚悄然实现了。后来听学校老师说我爸在拿到我的通知书时手都在发抖，可他回家竟然会和我开那样轻松的玩笑啊。
二〇一一年六月四日
（后记：9月4号入学前，离家附近的铁路发生了塌方事故，车堵了一周。家人不放心第一次出远门的我，找来找去，姑父竟然找到一个要去复旦进修的老师，把我托付给他。在火车站托运行李时姑父看到另一个贴着复旦标签的行李，也找到了行李的主人，把我们拉在一起做了介绍。家人把我从车窗里推进去，车厢里挤得没有立锥之地，只能金鸡独立。站了六、七个小时，那个同行的男同学用了两个小时挤到我跟前，说家里在前面的站买到座位票，让我去轮换坐一会，我就这样来到当时还破破烂烂的上海老北站，被热情的校车接进美丽的复旦园。）
体检归来
早上参加单位体检，我被特别关照做左耳道核磁项目，时隔一年检查一下我脑袋里0。5毫米的神经瘤发展得如何。坐在检查室外面等候，看到被几个人连裹带抬，用被单包进去的病人；也看见坐在轮椅上突然掏出面巾纸掩面痛哭的病人，我不由得想起我09年6月在上海华山医院做右耳听神经瘤切除手术的情景。
说起来我做的开颅手术算是我40年人生中的大事，我到现在都没有告诉我妈，也没有一个人会告诉她，怕她会想起我二哥76年在北京天坛医院治疗的伤心事，二哥因为脑袋被飞落的砂轮打得脑浆直流、命悬一线，在鬼门关苦苦挣扎半年。对我来说两年时间过去，好像已经有点云淡风轻了，我偶然会用手去摸耳朵后面已经平复的伤口，去揉一下有点轻微滑动的那块头皮，要知道那下面可垫着块钛合金板，价值近万，而且是自费项目，进口材料值钱着呢。嗨嗨，说不定我以后老了，死了骨灰火化会烧出舍利子之类吧？（是不是有点不敬？）
有多年未见的朋友问我手术之后脑袋变形了吗？哈哈，怎么会呢？虽然是脑袋开瓢的大手术，但是在显微镜下面做的微创手术啊，从开颅、止血、切割瘤体、剥离残体到缝合，都是精细的流水线操作。至于手术的后遗症嘛，用我一个朋友老公宽慰我的话，“就当做了一次失败的整容手术”，多睿智的比喻呢。看来大家对开颅手术真不了解，我真应该再回顾两年前那个突如其来的祸事，好好说说手术前后的事了。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这话我们大概都听说过，但当真正的天灾人祸降临到自己头上之前，不会有切实体会，也许就像英国绅士见面先说天气一样，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