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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让安邦治国的良策烂在腹中，那么，除了依附政治权力体系，这一批文人还有什么选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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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勒十三位历史名士的底细（2）
虽然这一批文人多半是诗人和艺术家。然而，在他们心目中，文学或者艺术并不是值得献身的至高理想。几笔山水，一手好字，数卷诗集，这些成就与显赫的政治功名不可同日而语。对于他们说来，艺术声望更像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以诗人或者艺术家的身份留名青史似乎委屈了他们。功德圆满之后吟诗作赋，这是一番雅事；如果把文学和艺术当作主业，那就是玩物丧志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由于这种理想，即使杜甫也会心甘情愿地“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作家和艺术家是一种独立的身份，一流作家和艺术家的贡献以及声望决不亚于政治家，他们甚至是另一个世界的上帝――这是很久以后的观念了。这种观念必须在文学和艺术独立之后才可能得到认可。至少可以从《书生论剑》之中看到，这一批文人没有勇气承认这一点。
令人遗憾的是，历史上一大批文人的梦想总是在坚硬的权力体系之中撞得粉碎。他们的才能与权力的运作方式格格不入，还有一些文人――例如袁宏道――不堪官场繁文缛节的拘禁，狼狈出逃。文章憎命达。总之，他们不得不从“兼济”之梦退向“独善”的现实。可以从《书生论剑》之中看到，所谓的“独善”往往是另一种舒适的隐居生活。不同于北方的天寒地冻，江南文人可以轻易地遁入自然。他们时常飘浮在明镜般的水面，泛舟浮游成了他们人生的某种隐喻。许多文人临水筑园，专注地沉溺于诗画之中。这时，不少文人本能地察觉到，文学和艺术隐然地保存了某种疏离乃至反抗权力的意味。尽管许多文人心犹不甘，但是，逐出政治权势往往伴随了一个巨大的精神解放――这甚至是许多文人产生艺术飞跃的原因。这时，他们的命运与艺术的天命不期而遇。
尽管如此，这一批文人的革命性有限。《书生论剑》之中，最为彻底的反叛者大约是一身蓑衣、独自吟唱“西塞山前白鹭飞”的张志和了。他栖息于一条舴艋舟之中，甚至不愿意上岸敷衍地与权贵们握个手。其他文人无非在失意的时刻画一些梅兰竹自况，或者寄情山水，隐身林下；或者挟妓招摇，放浪形骸。不合作――这是许多文人的象征性姿态，也是他们抵制权力的全部内容。通常，这是一种没有危险的逃避，一种乐在其中的反抗。先秦时期的村夫野老早就遗下一首著名的小曲：“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其实，即使下决心“不合作”的时候，龚自珍、余怀或者赵孟钣胛饷反迕且裁挥斜日庑┐宸蛞袄献叩酶丁！�
《书生论剑》之中的许多事实证明，许多失势的文人仍然怀有幻想――他们时刻等待朝廷的再度召唤。即使他们去意已决，这种“不合作”成就的无非是他们自己的名节。他们的“不合作”不会损害权力体系的运行机制。无论是滔滔的治国宏论还是画在纸上的梅兰竹，这一批文人都没有向权力体系的运行机制提出质疑。《明朝来信》之中的袁宏道是一个相当极端的例子。他竭尽全力逃离宦海，而且在一封长信之中阐述了人生的五大快乐，从感官享受到读书写作，从泛舟漂浮到歌舞宴席。尤为另类的是，上述的快乐散尽千金之后，最后一个人生快乐竟是托钵行乞。这对于学而优则仕之类的理念不啻于莫大的反讽。然而，即使如此，袁宏道仍然不可能正面向权力运行机制进行犀利的挑战。
这一批骚人墨客身上有没有可能寄存了某种新型的社会关系？他们身上是否隐然地体现了未来历史的某种胚芽？这是一个有趣而又深刻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有助于考察某些文人的复杂表现――考察他们如何巧妙地使用独特的文化资本，如何利用文化资本与权力体系形成一种隐秘的交换关系，并且如何萌生出另一种人生理念。这个意义上，《书生论剑》之中的《梅花草堂主人》、《随园食事及其他》、《李渔在南京：一篇过时的新闻》三篇引动了我的不少联想。
梅花草堂主人张大复与随园园主袁枚的遭遇造成了一个极大的反差。常识渊博的张大复屡试不第，三十四岁才勉强考了个秀才。尽管诗礼人家争相延聘，但是，近于盲人的张大复晚年还是相当凄苦：“盲杖。笔砚。清谈与冥思，加上继子张桐瘦削的肩膀，对他来说几乎已成为生活的全部。”相形之下，袁枚的日子风光无限：“开筵宴客，排日延宾，酒赋琴歌，殆无虚日，其极一时裙屐之盛者。”随园的“山上遍种牡丹，花时如一座绣锦屏风，天然照耀，夜则插烛千百枝，以供赏玩。先生排日延宾，通宵宴客。”袁枚“早晨起来要喝惠泉水冲的武夷茶，餐桌上照例摆着爱吃的新鲜牛奶和鳗面虾饼，眼戴广东巡抚搜罗来的红毛国新款眼镜，身穿陕甘总督奇丽川送的那件猞猁皮袍，且不忘时常在上面洒一点西洋贡品古刺水（香水），怀中揣着大金表手里玩着古玉履，到处载美同游，两天染一次胡须。喝酒要用名瓷、白玉、犀牛、玻璃等几套杯盏。家中不仅有当世最大的大理石桌面，更有价值连城的三十余面镜子。……”《随园食事及其他》揭示了袁枚庞大开销的来源：《随园诗话》入选者的孝敬，书籍本身的销售，替人写作序言、碑、传墓志挣下的一大把润笔，另外，袁枚在吟风弄月之余还拿出一大笔巨款放贷或者投资实业。很大程度上，袁枚类
似于现今当红的文化明星。袁枚不仅拥有罕见的才赋，更为罕见的是，他从容不迫地将这种才赋转化为文化资本，并且完全兑现为经济利益。这意味着，袁枚成功地重新配置了社会关系。这种配置之中，仕途不再是唯一的、甚至不再是首要的出路。无论是赞许袁枚的通达还是痛诋他的投机、道德沦丧，重要的是必须认识到，袁枚的身世意味深长地逸出了传统文人的模式。他既寄生于权力体系的运行机制，同时又开拓出某种前所未有的空间。
某种程度上，李渔是与袁枚是一丘之貉。李渔对于仕途无所用心。除了戏剧之外，李渔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享乐主义者。他告别了仕途功名，转身返回自己的家中。李渔远不如袁枚富有，这肯定他乐意亲自动手重要理由。他将文学之外过剩的才智用于追求生活质量，家是他施展身手的唯一场所。无论是马桶、蚊帐、箱笼箧笥还是窗户、暖椅、凉杌、厨艺，李渔的革新都极富创意，令人拍案叫绝。他的确没有为自己胸无大志而羞愧，李渔毫不掩饰地把自己的才情投入世俗生活的情趣，日子过得有声有色。相对于那些古板僵硬的封建士大夫，李渔堪称另一种人生楷模。他以享乐主义的姿态隐然地解构了圣贤的古训。就《书生论剑》而言，袁枚和李渔身上最为集中地体现了新的历史动向，尽管他们远不是作家最为崇敬的人物。
令人感叹的是，袁枚或者李渔所代表的历史动向并没有机会大规模的扩张。市场、消费以及与之相应的人格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育，封建社会并不是以渐进的方式转向资本主义社会。惊天动地的革命和战争更为有力地截断了古老的历史，并且划出了一道新的地平线。五四新文化运动扯开了现代社会的序幕。胡适的八项主张、陈独秀的三大主义、鲁迅的《狂人日记》、郭沫若的《凤凰涅槃》成为崭新的文化风景。相形之下，岁寒三友之类的象征空洞陈腐，泛舟江湖的出世之姿软弱无力。即使那些传统文人天份高绝，他们也只能在一个陈旧的框架之中踯躅，找不到真正的突破口。质疑皇权，倡扬民主，唤醒民众推翻黑暗的铁屋子，这只能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他们不仅是因为良知或者个人观感而关心民瘼，他们也不仅因为儒家、佛家或者道家的学说节欲自重，修炼人格。个人、社会、科学、道德伦理等一系列问题都在现代知识――例如社会学、法学、心理学――的基础上得到重新阐释。总之，《书生论剑》之中的那些文人镶嵌在古老的历史之中，越退越远，渐渐成为绝响。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他们留下的是感喟，是启迪，是不尽的历史思索。什么叫作历史散文？漫漫的历史风尘和感喟、启迪、思索――这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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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脸》书评
用自己掌握的材料，试图纠正历史上的某种偏见。
谢有顺《研讨会发言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