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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走之前，陈咏明和她谈话：“你给厂党委和我造了不少舆论。
今天你要走了，咱们应该谈谈心。我来厂以后，在干部大会上做过安民告示：多换思想少换人，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要安定团结，才能大干快上。对不对当时群众对你反映很大，这个情况你也是知道的。但是厂党委为你承担了责任。为什么选你当厂党委委员也是给你造舆论。这步棋，你明白吗成立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时候，又选你当了一个委员，也是给你造舆论。这是不是事实你们处长退休了，半年没安排正职。当然，也不是没有人建议，应该派谁派谁，我们没派。这不是给你留的位子吗这是不是事实你半年就等不及了你到底是为了工作，还是为了当官儿没有马上给你这个官，你就大骂大闹，哪点儿还像个共产党员、像个干部的样子这是个考验。很遗憾，你没有经受住这个考验。你要求调动工作，可以。
但调走也得把这个账算清楚，不能这么稀里糊涂一走了事……“她走了也好。这种干部，走到哪儿，哪儿倒霉。
宋克怎么净选这样一些人当干部呢这样的干部，能扑下心来干工作吗“四人帮”的干扰固然是一个方面，但汽车厂的工作上不去，宋克能说没有责任吗陈咏明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大刀阔斧地调整了各职能处科室的领导班子。其速度之快，调整范围之广，是建厂以来从来未有的。
首先，厂内各职能处科室的领导，由厂党委在民意测验的基础上委任。不管这位新委任的领导是不是党员，责成他组织自己的班子，三天之内交出名单。由他自己提出，他那一摊儿谁上谁下，谁需要横调。然后大家坐下来讨论，你这个班子配得怎么样，提拔的、免职的、横调的理由是什么，合适不合适……
要照过去的办法，先提个想法给组织部门、政治部门。让他们去考核、研究，然后再交党委开会讨论研究。反反复复、上上下下，好几个来回。要想对班子做这么大的调整，等到猴年马月去了。
这说明干部管理，是可以走群众路线的。
李瑞林说，这不是给拉山头、搞宗派留空子吗。处科长个人能比党委正确客观能比组织部门对干部的了解全面资产阶级的办法，怎么能用来组织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班子二车间，那个叫杨小东的刺儿头，当时就顶了他：“什么资产阶级的办法，毛主席批江青的时候就说过，‘……不要由你组阁……中央发的那几个揭发’四人帮‘罪行的材料，您没仔细看过还是怎么着”只要屁股一挨板凳，坐下来开会或是学习，李瑞林马上就会打瞌睡，好像头天晚上凑巧一宿没睡。难得有那么一两回不打瞌睡，他便用两个镍币摞在一起，专心致志地夹腮帮子上的胡须。那胡须挺经拔，二十多年，搞了多少运动，开了多少会，学习了多少文件，愣是不见减少。
李瑞林没和杨小东论个长短，文件上到底有没有，他心里没底儿，实在记不准了。现在的年轻人，嘴尖舌快，见多识广．新名词、新理论一套一套的，别管真假，一张嘴就能引经据典地来上几句，把人唬得一愣一愣、张口结舌。谁知道那些话马克思、列宁说过没有上哪儿查去遇到这种场合，李瑞林只好不搭茬儿。
陈咏明的气儿可粗得很：“有人反映，‘苗卓岭不是党员，他有什么资格组班子还要不要党的领导党还管不管干部’”你让他当总工程师，把生产技术大权交给了他，说明你信任他。不信任他，怎么能让他当总工程师呢生产技术让他负责，班子不让他沾边儿，他手下的人提拔、调动，他都不知道，你让他怎么负责，怎么安排工作‘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你把他安排在这个位置上，他对班子就应该有发言权。何况最后的决定权还在党委，怎么叫不要党的领导‘党管干部’！组织部门那几个人就代表党“再说组阁问题。哪怕有人组了自己的小舅子、大姨子来也行，只要把生产搞上去。有条件卡着嘛，三个月内要取得较好的成绩，半年内要有新的突破。搞不出成绩，第一把手就自动让贤嘛。
怕什么何况还没有发现这样的情况。人做工作，总要有合得来的帮手，我们要注意合得来这一点，不要怕人家说什么宗派、山头。
人都是有个性的嘛，就有个合得来、合不来这一说。唱那个高调干什么‘我们是马列主义者，我们是阶级兄弟，有什么合得来、合不来’李瑞林和申鸿昭同志，是两位很好的同志，一个是书记．一个是车间主任，却闹得天翻地覆，这怎么工作呢有隔阂就分开．两个人都会谢天谢地。这样的好事，为什么不干过去人事部门、组织部门派的班子，互相之间常常搭不上手。还有些人，资格挺老，人也不错，就是任务承担不了。这样的班子，怎么能把工作搞好各部门工作松垮，组织部门应当负一大部分责任。现在，很多权力下放到科室、车间了，就是要选拔能承担这么多权力而又不出毛病的人。通过民意测验，说明我们不是没人，而是有人不懂得使用。“根据这套办法，李瑞林的专职书记不但撤掉了，组阁时，又扣个“干部”给组掉了。说起来既让人寒心，又让人没法儿相信。谁也说不出他有什么大毛病，可就是没人要他。就算他李瑞林不行．四车间的主任冯振民怎么样老劳模了，也下来了。
陈咏明不是这样说的吗“为什么当了劳模就一定要当官儿呢现在是机械化大生产，需要领导生产的人懂技术，懂生产，还有组织领导这种生产的能力。老冯人是不错，哪儿艰苦往哪儿去．为了抢任务，经常加班加点，饭都顾不上吃，饿昏在地上。可是呢．四车间的生产组织得乱七八糟，生产计划月月完不成。厂里开个调度会，回到车问，他能把一大半要做的事给忘了。记性不好，能记在本子上也行，到了现在，还是个半文盲。他呀，还是当劳模好。
按选劳模的标准选车间主任是不够的，有人能当个挺好的劳模，不一定能当个得力的好干部。‘将是将才，帅是帅才，对不对7，“那也不能怪他，他没文化呀。他自小受苦受穷，哪儿有条件学文化您不能拿我们大老粗和知识分子比。”
说到“大老粗”这三个字，李瑞林觉得脊梁挺了起来。
“大老粗大老粗怎么啦既不是光荣榜又不是奖状。就算是光荣榜，它也只能代表过去不代表现在。刚解放那会儿，你还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以前忙着打仗去了。现在，三十年的和平日子过去了，这三十年你忙什么去了打扑克去了，打扑克怎么着李瑞林不服气。他想：一不抽烟，二不喝酒，不就是打打扑克吗算什么原则性的问题该抓的大事不抓，倒提起打扑克的事来了。
“苗卓岭就行”“他怎么不行”“他家庭出身不好，又有海外关系。”
“你呀，什么时候了，还是这么一脑门官司。这种看法不但把许多好同志整苦了，也把咱们的国家坑苦了。多少人才，就让这种偏见给毁了。结果谁倒霉国家倒霉。没有人才，搞什么现代化，搞什么社会主义建设。咱们只好在原地踏步走，瞅着别人往前跑。
五十年代，我们和日本的经济水平差不多，现在你再看看人家，把戬们落下至少三十年。““我用不着看他们，他们那儿贫民窟里的耗子有这么大。”
李瑞林两手往外一比划，那耗子大概和猫差不多了。
“你见着啦”“……报纸上登过。”
“哈！哈！哈！”陈咏明嘴里打着哈哈，心里却往外冒着苦味儿。他的眼前浮现出苗卓岭那老是夹着肩膀、缩着脑袋，以及他在生产会、办公会或技术会上结结巴巴发言的样子。
战战兢兢、眼睛绝对不敢离开手里的发言稿，哪怕他要讲到的，不过是同意或是不同意修个厕所这样的问题，他也要照着事先写好的稿子念。那发言稿上的每一个字一定翻过来、覆过去地掂量过、检查过，让人抓不住一点茬儿。
就是这样，散会之后，他还要拉着陈咏明和记录员当场查对记录。
他怕，怕万一记录员把哪个人的错话记在他的账上，或是曲解了他的哪句话。
人活在这种心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儿啊。难道不应该抚平这些心上的皱褶吗一阵自行车的铃声惊扰了李瑞林的思绪。吴国栋骑了一辆崭新的二八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