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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堆照明不够拍摄，罗陈坐在我左手边，举着我们带来的蜡烛，滚热的甶蜡油流在手上，他没动，一滴一滴，火烛在风里蹿动。
志全说：“她那天早上说，爸爸，给我买一个冰淇淋，我没给买。我就是后悔，两块钱一个的冰淇淋，我为什么没给她买？”
文超趴在他膝盖上哭得抬不起头。
志全摸着侄子的头发：“你爷爷十二岁讨饭到这里，才有这个家，你身上流着他的血，不要哭。”
片子里有只小猫，地震后幸存的，刚出生，找不着妈了。
小家伙细弱得站都站不住，常常钻在我的迷彩服深处，拼命吮吸，以为那黑暗温暖处是它的母亲。小利爪把我抓疼了，我“呀”一声，陈威就把它揪过来，竖在脸前，露着白肚子，夹着烟那只手指着它的脸，教育一顿。猫一声不叫，可怜巴巴地在烟雾里眯缝着眼睛看他，他叹一口气，把它放下了。
文超也没有了妈妈。我们送他的牛奶，他倒在矿泉水瓶盖里，用食指蘸着，一点一点让小猫舔，猫的脸比蓝色瓶盖大不了多少，尖细的绯红舌头一卷一卷。吃饭的时候，他右手拿筷子夹菜，左手掌心里托一块大窝笋，给它练牙。
“村里人都认为它活不了，你也这么想吗？”我问他。
“是。”
“那你为什么还养它？”
“它也是一条命。”他低头抚摸它。
文超走到哪里，猫就踉踉跄跄跟着。到我走的时候，它已经可以站在狂吠的大狗鼻子前头，不躲不闪，面无惧色。
受难者不需要被施予，或者唱《感恩的心》，我们心怀敬意拍这个片子。
我们找了一家日常开农家乐的村民，给了一些钱，就在他家做饭吃。他家房子没大碍，还养有一百多只鸡，灾后容易有瘟，女人拿把菜刀，把大蒜切成白片，又剁成末喂它们。但还是有一些鸡走在我们边上，脚一软，就扑腾着倒下去了，歪成一团。大家都用眼角扫彼此一下，装作没看见，不提这事。幸好山高风冽，没暑热。
猪也没有吃的了，村民把猪捆住脚运下山去喂，横放在摩托车上，夹在两人之间，后面那人一手抓着猪脚，一只手揪着猪耳朵。猪不吭声，大概是注意到有人在看它，就抬起头，两只眼睛乌溜溜的，眉心里有一个被砸伤的红口子。我们对视着，它的脸被扯起来，像有点惊讶的样子，一直看着我，车拐了一个弯，就不见了。
山上没粮了。
镇里发粮食的干部只有三个人。卷头发的胖大姐满头全是土。瘦得凹着脸、眼睛全陷下去的主任，砸伤后没包扎，一瘸一拐，脚肿得鞋都扣不上。上百人围着他分粮油。大卡车一过轰得满天灰，他大声吆喝着，口罩耷拉在下巴上。他说几天没回家了。我说那你家里人谁照顾呢。他停了好久说：“只有他们自己照顾自己了。”
我问：“其他干部呢？”
他说：“当时正在开会，都没跑出来。”
“多少人？”
“三十多人……死的太多了。”他用力地眨眼睛，胸口一起一伏，“不说了，不说了。”
我们记录的都是生活里的片断。遇上了就拍，遇不上就待着，在叶哥家门口坐着。有时候下场雨后太阳出来，杉树上水淋淋闪着光，雨滴在房上，汇成极细的水流在瓦间蜿蜒钻行，从残破的瓦头没遮没拦地挂下来。
陈威不爱多说，不搭讪，他身上有股寥落的劲儿，一脸胡茬，总是稍远一坐，烧杯苦极了的野茶，听着别人说话。但我知道，比起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他更愿意待在这儿。
他有那么一双眼睛。
当年拍雪灾，广州车站十几万人被困数天，终于可以上车的时候，士兵拉着绳子围成一个细的通道，人群急吼吼地往里走，一个大兵喊“快点快点”。
陈威的镜头摇过去，旁边的长官急得嗓子都劈了：“什么他妈的快走，快走就出事儿了，走稳，走稳。”
人群到了站台上，一个姑娘拿着箱子，往车上赶，眼看着到了跟前，摔倒了。
车开了。
她歪坐在地上，箱子翻倒在一边，看着车从面前开过，一节一节，越来越快。
陈威的镜头一直中景对着，没有推上去，也不拉开。
过了小一会儿，一个乘务员人了画，过来扶起她，拉起箱子。他俩一起看着车，轰隆隆远去，把站台都震动了。
陈威的镜头还是那样，一点没有动，车越来越快，车窗成了条纹，两个身影还茫然地定在站台上。
这两个镜头，胜过千言万语。
六一那天，叶哥叶嫂很不好过，干什么都没有心思。叶哥说：“我今天一早上都在想他，你看我干活的时候都是傻傻的，一下弄这里，一下弄那里……”叶嫂说：“每次路上摩托车一响，总觉得是他回来了。”
文超叫他们干爸干妈，是他们儿子最好的朋友。他没了妈妈，一整天都在叶哥家待着，抱着猫坐在一边。
午饭后，叶哥为了安慰他，翻出儿子的那盒象棋，铺在地上，跟他下了一盘。叶哥有点心神不定，刚下了几个子儿，就喃喃自语：“我是输了吧？输了没有？”
陈威拍了一会儿，把摄像机撤到很远的地方。正午的阳光下，蝉声无休无止，地上都是树叶的黑影子，棋盘放在地上，一大一小，两个身影蹲着，远处烟青的山，再远什么都没有。
我们几个站在远处，久久地凝视这一瞬间的宁静。
有一天在叶哥家坐，听到坡上有人叫喊。
“哟，怎么吵架啊？”我们就上去了。
有个老爷子一头乱发，围着快晒成白色的蓝围裙，正爬在梯子上，往半塌的房顶铺瓦。
底下站着他儿子，正冲他嚷。原来老爷子死活不去儿子家住，非得修自己的房子，还拒绝别人动手。
“我把这房子掀球了！”他五十多岁的儿子喊不下他，急了。
我们去了，爷爷一看人多，烦了，下来。
我问：“您多大岁数了？”
他正在气头上，两眼圆睁，手一甩：“没得好大。”
村长在旁边做工作，一边乐：“他八十三。”又转头对他喊：“这是北京来的记者。”
老爷子不管记者是干什么的，听到北京倒是气平了：“北京来的，哦，北京来的，北京地震没有？”
一脸关切，我挺感动。
聊了会儿，村长说：“他唱山歌唱得最好。”
我哄他：“唱一个吧。”
老爷子犟得很：“不唱。”谁说也不行。
后来几天，他还住在半塌的房子里，天光从残瓦上漏一满地。白天也点一堆柴火，跟几只大肥猫围在火边，头发乱蓬蓬，手抄在蓝布裙里，脸映得微红。他耳朵背，也不懂普通话，我每次经过他家门就大喊一声“爷爷”，这个词他听得懂，每次都一乐，满嘴没牙。
临走前一天，傍晚吃完饭，在叶哥家坐一堆闲聊。村里人听说我们要走，都聚来说话，天暗下来，一个一个深灰浅灰的影子，路边蹲着，或者坐在石头上。男人说县城里的树、房子和路，女人们听着，拿树枝子在地上划拉，有时候自顾自低声说上一阵子，把小猫拿来抚弄一会儿。暮色里看不见脸了，听着点声音也是个热乎气儿。
爷爷忽然从坡上下来，人前一站，直接开口唱了一段，唱完了，拔腿就走。弄得我们手忙脚乱，幸好还录上了几句。
后来罗陈把爷爷唱的歌放在每个节目段落的开头。听不懂他唱什么，让村里人翻译，他们也说听不懂。但那段时间我醒时梦里都是那几句，老觉得他在唱“什么什么杨柳坪哦……村哝”，唱得我心里一起，一落。
几年后，说起这期节目，草姐姐才说：“你们当时在四川，第一天拍完传回来的片子，领导看了有点担心，说这样的片子会不会太灰色，干脆让他们回来吧。”但她没有转告我们，也不干预，日子一天天过去，生活最终从片子里流淌出来，审片的时候，“大家都接受，台长都哭了”。
当时来不及想这些，罗陈赶这个节目三天没睡，实在困得不行了，我说我来写后面的解说，你去睡会儿吧。他和衣在沙发上倒一会儿写完我去找张洁：“这期让我配音吧。”他看我一眼，我当时重感冒，鼻音重得可怕。
我问他：“你觉得这声音行么？”
他还在沉吟。
我说：“你不让我配我跟你拼了。”
配完音，我回到家，才收拾行李，把沾满泥土的靴子放在架子上，擦掉暴雨打在桌上的黑点，把催我领邮件的单子揉成一团扔到垃圾袋，洗一遍卫生间，洁厕灵濺在手腕上有些腐蚀的疼。袋子里的东西——望远镜、电筒、头灯、救生衣，一一放好，洗脸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