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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海，在这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地方。
她绕开爷爷和维尼叔叔这两个自己最亲的人，选择和自己最生疏，也最怕得罪自己的妈妈，到邮局寄了一个快递给她，告诉她，自己有了孩子，要在暑假回家打胎，然后再回美国，其他什么也没说。她选择了上飞机前一个星期才通知妈妈，因为计算好美国邮局要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才能把那封快信递到上海。而这时，她已经在飞机上了。这样，家里人就不可能打电话来美国讨论什么，省得他们七嘴八舌，特别是爸爸。也省得自己当鲁的面向家里人解释。鲁是个聪明人，即使他不懂中文，也会从她的表情里发现那些她不想让他看到的东西。她给妈妈的信，象一个通知那样没有感情，没有说明，不可商量。她不敢这样伤爷爷和维尼叔叔的心，但是对妈妈，她敢。因为范妮觉得，妈妈爸爸没有资格对自己说三道四，而妈妈比爸爸更明白这一点，也一直小心识相。范妮知道，妈妈会将自己的快信马上交给爷爷他们。她将帮自己去重伤爷爷和维尼叔叔。
准备回家的那些天，范妮的情绪稳定了一些。就好象筋疲力尽的长跑者在快要到终点的时候，也能找到一点力量那样。她参加了学校的考试，甚至对莲娜都没说自己要回上海打胎的事，甚至她骗莲娜说，自己根本没有怀孕，和她一样，自己也是虚惊一场。倪鹰真的在一个美国教授的帮助下申请了哈佛大学，竟然全班没有一个人说她象娜佳那样，反而都说，那是美国梦想estrue。范妮冷冷笑着，掩盖着心里冲天而起的悻然，她不愿意人家说她妒忌倪鹰的好运气，她也不肯妒忌倪鹰，她什么也没说。那些天，她心里充满了就要结束了的释然，她盘算好，自己下个学期再回来的时候，去找一个新班级，甚至一个新学校，也许还要找一个新地方住，那时候，一切都可以再是新的，什么危机都没有。甚至，范妮想到了倪鹰当时提到过的美国中部那些便宜的学校，没有华人的小城，说着纽约人看不起的中部口音的英文的地方，她想，索性回来以后迁到那样的地方去，谁也不认识，活得象一个真正的新人，不管那地方有多土气，多让人看不起。
上飞机时，范妮感到了一种终于逃离压力的轻松。她用一小杯葡萄酒吃了半片晕海宁，酒精将晕动药迅速挥发出来，于是，她很快就睡着了。整个长途的飞行中，她差不多都在睡觉。有时她好象快要醒来了，在浅浅的睡眠里，她象一段树干那样安静，远远的，鲁的脸，倪鹰的脸，婶婆的脸，爷爷的脸，维尼叔叔的脸，街头的石头喷泉，园子里的石头喷泉，前进夜校的书，会话老师被大肚子蹦得露出了白布的裤子口袋，水龙头上写着蓝色的H的瓷砖，倒挂在龟裂门上的塑料花，象树叶一样在她眼睛里面息索闪烁。她努力想起，还有一些生活里致命的难题，它们那么大，那么高，使她一时都说不清到底是什么，就象瞎子站在大象身边的时候一样，她想，最重要的难题，恐怕是孩子吧，自己肚子里有个金发碧眼的孩子。然后，范妮想起来，自己的难堪，自己的失败，自己的被弃，自己的困境。但她在梦里制止自己醒来。她紧闭着眼睛，渐渐再次睡着。那些脸，那些事，终于无力的飘落四散。留下范妮自己，象一段结实的木头那样简单，随便放在什么地方，做成一块搓衣板，或者一片雕花板，甚至一根踏脚板，作为一块木头来说，都不会在乎。范妮想，原来随波逐流，是这么自由。她满意地叹了口气，她闻到了自己胃里已经发酵了的酒味。
范妮的美梦最终被上海打断。上海到了。
范妮不得不睁开眼睛的时候，正看见电视屏幕里，黄褐色的中国地图上，一个白色的小飞机正准准地压在代表上海的小圆点上。乘务员在报上海的天气，上海正在下雨。机舱里的白灼灯，使得经过长途旅行的人的脸，都象缩水的老青菜那样难看。有些着急的客人已经啪啦啪啦地开行李箱，将手提行李取下来了，范妮看到一件五花大绑的黑色手提箱从自己前面经过，那一定很重，托着它的那个男人被压得连嘴都张开来了。
范妮突然有了一种被送回监狱的恐惧。她伸手捏了捏挂在脖子上的小袋袋，外国人长途旅行大都用这样的袋袋装护照和支票本子，套在脖子上，挂在自己的贴身衣服里。范妮临回上海时也买了一个。那里面，放着范妮回纽约的返程机票，贴着有效学生签证的护照。这些是她能够回上海来处理孩子的前提保证。但范妮还是感到不安全，那种会被禁锢起来的惊慌抓住了范妮的心。
第五章：Noversetothesong（2）
飞机已经停稳了。前舱的人，慢慢向前蠕动，他们就要离开美国飞机，踏上上海的土地。范妮不得不跟着人群离开。慢慢地，不情愿地向前走着，范妮想起来，一个电影里面，失控的火车不得不沿着废弃的铁轨，向波兰奥斯维辛死亡营开去。火车上有一个当年从奥斯维辛死亡营里逃生的老犹太人大声地叫：“我不回去，我不回去。”然后，他就自杀了。后面有人粗鲁地推搡着范妮，想要越过范妮，走到前面去。即使是纽约，范妮也没有遇到过这样自私地拨拉别人身体的人。此刻，她那些在上海街上被人乱撞，下雨天自己的伞被别人的伞不断地碰歪的回忆苏醒过来，然后，范妮记起来，那个外国电影叫《卡桑德拉大桥》，是在蓝馨剧场看的。还有在下雨的时候，自己在床上，看光了所有的书，杂志，没有东西打发时间的无聊，好象要生病似的心灰意冷。后面那个人恼火地催促范妮快走，范妮用自己的手提行李挡在自己和那个人当中，就是不走，也不让他抢先。“充军去啊。”她低声用上海话骂了句。哪晓得后面那个男人哇哇地用英文开始和范妮对骂起来。他的口音很奇怪，让范妮听不懂。范妮扭过头去不理他，但也坚持用自己的手提行李当在自己与他之间，不肯让他先走，也不肯走快。
范妮怀着恶劣的心情走下飞机。
等行李的时候，范妮往海关通道外面的闸口看了一眼，那里大门洞开。远远的，在青白色的灯光下，外面的栏杆后面站着些接飞机的人。在那堆人里面，范妮一眼就看到了爷爷的脸，她吓了一大跳。
在见过那些照片上爷爷年轻活泼的脸以后，她此刻吃惊地发现，爷爷现在的脸肿得走了形。他的皮肤象在严重过敏那样，厚厚地翻起来，露出一个个粗大的毛孔。在婶婆的照相本里，范妮见到过爷爷他们当年唱京戏的照片。他们在一起演过《四郎探母》和《岳飞》，爷爷把他的眼睛和眉毛高高地吊向鬓角，象鹰眼一样有力与专心。那时候，王家的孩子个个喜欢京戏，春节的时候，在自己家里搭台唱戏，爷爷唱小生，奶奶唱花旦，婶婆唱青衣，众多范妮从来没见过面的叔公们和姑婆们，他们个个脸上都画着神采飞扬的吊眼角。叔公的眼睛仍旧是谐戏的，婶婆的眼睛仍旧是自信的，他们都没有爷爷的眼睛变化大。范妮发现，自己竟然只记得爷爷在纽约旧照片上的眼睛了，其实，爷爷的眼睛总是藏在厚厚的眼皮下，象是藏在壳里的乌龟头。范妮记得自己小时候常常玩爷爷的眼皮，他的眼皮可以拉得很长，软软的，如果把眼皮全都拉开来，爷爷的眼睛象麻雀那样惊慌地躲闪着。
范妮发现，在纽约时，自己竟然只记得爷爷旧照片上的脸了。再接受自己从小认识的爷爷，竟然会吃惊和痛苦。爷爷的脸在记忆里闪着闪着，有了比较，范妮这才认识了爷爷在纽约时留下的照片，那上面的脸，满面都是春风，比演岳飞时高高吊起眉毛来的戏装还要得意。
范妮想起来，当她告诉婶婆，自己这是第一次知道爷爷还会唱京戏，因为从来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