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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一届里，数学天才多得是。老师的课根本不用听，初一的下学期，大伙就在自学初三的课程。像小迷糊、李家轩，虽然出身三马路的小胡同，但都是聪明绝顶，连最苛刻的数学金老师，都对他们笑脸相待。假以时日，没准儿将来就是半个陈景润。文革一来，大翻盘了，数学还有什么用？清华、北大，全成泡影。天才，就这么毁灭了，还要半辈子遭少壮们的耻笑。
接着来说我们集体户。春节前，学校又给我们户塞进了一个游兵散勇。这个后来者，在文革前，是班上的一个人物。他是我们的班长，叫房援朝。我们这一茬，都出生于1952年，他这名字，是纪念我志愿军支援朝鲜的。
老房是工人的儿子。那年头，工人的概念挺广泛，国营大厂一月挣80多块钱的高级技工，叫工人。街道小厂里边，一月拿30来块的，也叫工人。这两种工人，差得可是太悬殊了。高级技工，离贵族其实已经不远，那年头，教授也不过才挣120。
老房的爸爸八成就是街道厂的，钱紧，而且不是一般的紧。上有俩老人，下有四个孩子。老房的妈妈没工作，家庭妇女。30来块钱养活八口人，得有多费劲儿？我们那时候想象不出来。
我以前去过老房家，一间小趴趴房，全家人挤一个炕。家里还养着鸡，人人都不闲着。老房的妹妹放了学要上菜站捡白菜帮子，剁了喂鸡；老房的弟弟就上铁路边去捡煤核儿。喂鸡，是下了蛋好换点儿零用钱；捡煤核儿，是因为烧不起纯煤，要掺上煤核儿，能省俩钱儿。
一家子穿的都是黑棉袄，没色彩，左一个补丁右一个补丁。只有老房穿得像样一点儿。老房现在是中学生了，清华后备军，住校，平常回不了家，原先他干的活儿，就由弟弟妹妹分担了。
他人缘好，一张大中华的脸，挺憨厚。从来不以告密邀宠，文革前在班上挺得人心。文革中，没工夫跟我们一块儿胡闹，就在家打零工养家，两年多年都没到学校来。我们下乡了，他都不知道。后来班主任费挺大劲，才在贫民区找到他家，特事特办，把他补充到我们户了。
老房很低调地来了，行李不多，被子是旧的，很寒酸。但他的到来，加上其他外力的影响，使我们户出现了分化，酿成了一幕悲喜剧，却是让人始料不及的。这是后话。
老房一来，老同学相见，大伙都挺亲。我们户原先只有一个女户长，关美玲，她固然人情练达，但我们男生都不大服——女的怎么能管男的？老乡们也觉得别扭，集体户怎么是老娘们儿当家？老房的为人，正合我们意。他当过班长，有威信，男生就提议补选他当户长。关美玲也正愁事务太繁杂，愿意退一步，甘当副户长，主管女生事务。
老房当了户长，仍然是低调行事，干得多，说的少。男生方面的精神领袖，还是老龚。
此时已是临近春节。那两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无趣的两年，连年都不大过了，提倡过革命化的春节。不吃，不喝，不拜年。我们刚来，如果马上回家过春节，与时尚就很不符。于是一商量，春节就将就革命化吧，过完春节，立马回家探亲。
年初五，饺子一吃完，大伙就上了路。刘队长为褒奖我们，每人赠送了小米10斤。当年打的新小米，鼓溜溜的，喷儿香，可不像城里人吃的陈米没滋没味。人不能都走，老房自告奋勇担任留守，不回家了，革命到底。
在家中呆过正月十五，全户又都集合了起来，返回敦化。那时候知青坐火车，也没有什么优待，和老百姓一样买票。我们心里就嘀咕：服苦役倒也罢了，还要我们自己掏钱返回流放地，哪有这道理？在站前广场，大伙就商量。老龚提议，全买站台票混上车，一路小心着点儿。敦化是大站，不好混出去，就到敦化前一站下车，混出小站，再买张票，堂而皇之坐到敦化，一共才花两毛钱。女生不干，乐意花2块钱买全票，男生则都同意蹭票。最后约定，不管怎么走，第二天上午在敦化火车站候车室会齐，一块儿搭长途车回屯。
逃票的经历并不如事前想得那么惊险，列车上回农村的知青太多了，列车长懒得管，只草草查过一次票。我们一见查票的来，就四散躲开。有躲进厕所的，怎么敲门也不开。有拿着水杯的，假装是别的车厢打开水路过。列车长是长春列车段的，知道都是城里的孩子下乡，得饶且饶。到了敦化前一站，老龚已经打听好，叫秋梨沟。车一停，一报站名，他一声“下”，我们就冲了下去。
小站不大，到站时间是后半夜，天很冷。下来后，才发觉跟我们一样聪明的，有100多位各校在敦化的知青，都下来了。一看装束就知道，人人都拎个包。这群奇特的旅客四下撒摸，打算绕过栅栏去候车室买票，等下一趟车去敦化。大伙儿正兴奋着呢，忽然有人喊：“快跑，工人民兵来抓人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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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一连好几天，都有知青玩这猫腻，秋梨沟成了逃票知青中转站。有关当局深为恼怒，派了工人民兵在此守候多时，车停时不动，车一开，站台上滞留的，都是逃票的无疑，抓你没商量，一个不能让跑掉。工人民兵一冲，站台上立时乱了套，大家没命地跑。男生纷纷翻栅栏，翻出去就算出了站，人就自由了。那栅栏，就是柏林墙。我和其他人早已失散。站台上蒸汽机车“呲呲”地放白汽，身边人影憧憧，呼喝声远远近近，根本分不清敌我。我把旅行袋往“柏林墙”外的地上一扔，翻身上墙，一蹁腿，“扑通”一声就落了地。耳边立刻就像听到了亲切的女声：“这里是秋梨沟的土地，你自由了。”
我正要整理一下跑松了的裤腰带，只听“扑通”，又是一个旅行包扔了过来。回头一看，一个人影正笨手笨脚地在翻墙。我心里暗笑。却见那人想放弃了，张口冲我喊道：“同学！同学！”
啊？原来是个女的！
我急忙赶过去。
我们那时候眼光毒，对女生只要看一眼，就能揣摩出是哪一年级的。那女生，长得眉清目秀，短发，没扎辫儿，带个大狗皮帽子。一看那岁数，就知道是初二的。
事急矣！我也顾不得男女大防了，伸出手来，想拉她一把。但那女生受了惊吓，腿都软了，怎么也爬不上来。
她喘着气说：“同学，你是哪个学校的？”
“省实验的。”
“啊——我是四中的。我不行了，那个包，麻烦你帮我拿着，我先往那边跑。”
这时间，工人民兵的吼声已逼近，声嘶力竭，一副要剿匪的样子。
那女生的表情，有点绝望。
我赶忙说：“你放心！我就在候车室，你快跑吧。”
此刻，我胸中满是热血沸腾，能想到的就是《青春之歌》。
白烟，呐喊声，棍棒击打声，机车头喘气声，把秋梨沟之夜搅得天翻地覆。
我拎着两个旅行袋，一低头，就窜到树丛中去了。躲了一阵儿，待杂乱声音渐渐过去之后，才向候车室走去。
一进烟雾腾腾的候车室，就看见老龚他们东张西望，正找我呢。
我一喊，老龚就三步两步地赶过来，说：“嗨，就你废物，差点儿被抓住吧？”看见我提了两个包，他忍不住惊奇，“哪儿来的？”
大伙围了过来。我本想瞒住英雄救美的事，怕他们笑话。但看这情形，显然混不过去，只好把情况说了。没想到大伙没一个拿我开心的，反倒都有些动容。老龚攥着拳，晃晃，要打出一个下摆拳似的：“妈的，一年前，谁敢这么对待咱们？咱们，这叫什么了？”
李家轩用哑语骂了一句，说：“他妈了个腿儿的，老屯！欺负咱们长春人。”
感慨一通，我们就去买到敦化的票。那售票员一副猪脸，没好气：“怎么又是去敦化的？今天都快一千个啦，有病吧你们！”
小迷糊递过钱说：“是你们这儿有大脖子病（克山病），我们是转户去敦化的。”
“混扯！”售票员把票扔出来。
买了票，众人安了心，一边等车，一边等那落难女孩儿来取包。
不大一会儿，来了一拨知青，有男有女，那女的就在其中。到了我们跟前，女孩有点儿腼腆，接过包说：“同学，谢谢你啦。”
我说：“甭谢，没被抓住就好。别说你，连我腿都软。”
对方人群中走出一帅哥，一看就是军干子弟，牛烘烘的，一拍我肩膀：“哥们儿够意思！我们是翰章公社的，你们是哪的？”
“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