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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兆骞：你觉得在文革中创作的20多部作品中最喜欢哪一部？
张宝瑞：1971年至1973年创作的《落花梦》，它流传并不广泛，但是它深刻，是那个失语时代的叛逆作品。
汪兆骞：我看过这部作品，我也想象不出这竟出自文革时期一个19岁的青年工人之手。首先它在故事情节上一反“革命文学”套路，而是笔随性情、姿意而为，勾勒出一个光怪陆离的天国世界。金陵才子陈洪波前往东海寻找蓬莱仙境，却在凄清悲凉的落花楼进入梦境。他在落花楼巧遇落花仙子骆小枝，两人一见钟情，于是偕伴同游天国。在游历圣人国、颠倒国、美女国、诗客国、名利国等天国列国时，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出现的以及中国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帝王将相、隐者仙人、文人墨客、烈女荡妇、奸臣匪盗一一出场，与陈、骆二人结下或敌或友的渊缘，引发了一系列让人忍俊不禁、啼笑皆非的神怪故事。且不说整部小说情节上的荒诞离奇、跌宕多姿；几乎所有古代文化名人、重要作品的主角人物都能在此书中找到一席之地。难以感叹，文化禁锢时代竟能涉猎如此广泛的封建“毒草”，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毅力。你创作“落花梦”时年仅19岁，一个19岁的青年，要想把中国浩翰天边的古典文化浓缩到一个空间里，既便这是一个没有时空限制的独特环境，没有对文学的深度接触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在那个文化禁锢的年代，没有人敢把这么一本汇聚众多“毒草”的“毒物”昭之于众，但并不意味人们因此而敬而远之。事实上它却成为那些深受文化饥渴之苦的人们重要的精神食粮。
张宝瑞：我认为《落花梦》是那个###年代不可言说的精神支柱，它更为众多文学爱好者提供了与文学“亲密接触”的桥梁，这是“失语”时代不可忽略的言说。当站在某一个现时条件下看待往昔的文学史时，这个文学史的全部声音、色彩、具象的实体运动等都已消失，剩下来的只有符号化凝固遗留的“痕迹”。 汪兆骞：当自由的话语权被剥夺，主流话语用干涩的声调不断地向人们布道时，你只有求助于荒诞了。所以在中世纪，但丁用《神曲》来总结历史，评价现实；而在“文革”时期的中国，就有了《落花梦》这样的游戏小说。它是一个19岁的炉前工在那个拒斥古典的时代，用整个传统文化说的一个认真的游戏。你仿佛拿着一个内能巨大的月光宝盒在历史文学的时空中自由穿梭，和一位位历史名人、文化名人甚至文学人物结一场绝古旷今的“镜花缘”，让逝去的或虚幻的面孔来聆听你真实的呼喊，在现世的无言中与书中的相识在纸上同游……狂欢般的喧哗都是你独语的回声，夹着亘古不断的长雷滚滚而来，激荡着你的身心，于是你尝到了自由。而你笔下的古典又是着我之色彩的古典，在既定中率性因而荒诞，荒诞因其自由而真实。小说中全部的喜怒哀乐，生旦净丑，究其微旨，不过是自由与真实罢了。而那个时代的文学最难得的，亦不过是自由与真实罢了。所以你选择了古典，选择了荒诞，也因此给这部奇书带来了特殊的意义。我认为这部小说其一，用近乎完美的古典小说的外壳，从八字双排的目录到星罗棋布的旧体诗词，几乎杂揉了所有类型的古典小说模式，这样的一部小说出现在“文革”时期可以说为断代已久的古典小说创作道路后续了一支香火，对于当代文坛的创作仍有相当的意义。此外，我国古典小说一向具有民间的色彩，反映着市民阶层的趣味，而你则具有精英的文化修养。其二，这部小说在古典的外壳下，是不折不扣的荒诞的内容。不仅通篇都是“关公战秦琼”式的错位，你还毫不手软地玩耍颠覆着一切经典、模式和威严，九十年代我们看“大话西游”会觉得新鲜、过瘾但不会奇怪，但七十年代初一个中国青年工人写了一本“大话全部古典”就有了非常先锋性了。若说这是一部中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开启之作，恐怕亦不为过吧。总之，这是部兼具阅读价值与研究价值的作品。它让我们看到30年以前古典的落花曾在地下悄悄地开放，荒诞的梦境比清醒更真实。
张宝瑞：首先，《落花梦》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早在那个时期就愤怒地鞭挞了“买官卖官”现象；可以说与当今社会的某些腐败现象如出一辙。枚千颂（谐音没钱送）即使考官名列前茅，由于没有钱贿赂主考官，结果名落孙山。考布尚（谐音考不上）虽然考绩糟糕，因为有钱贿赂而当上了高官。作者诗云：“寒风落叶泪千行，满腹才学满纸香。无奈茅空官场落，只将考榜做钱箱。”招贤国燕昭王高筑黄金台招贤纳士，高度赞扬了燕昭王任人唯贤，批评了任人唯亲的现象。“年纪大小，各有鹏程；高矮不均，各有本领。有背琴持囊，堂堂仪表；有佩剑握囊，谦逊简恭。有诗书满腹，玉立婷婷。有心机满腹，丝丝哭声。这黄金台上，聚集着多少江湖贤客、山野逸民；这昭王腹中，藏着多少任人唯贤、赏罚分明！”《落花梦》对秦始皇有新的评价，秦皇反思过失，汲取教训，在暴君国阿房宫高筑击筑台，纪念当年高渐离刺杀之举。
汪兆骞：因为根据你的原著《一只绣花鞋》改编的电视剧《梅花档案》在广东、上海、重庆、湖南、湖北、东北等地播出，一路飙升，我还是想更多地了解一下它的创作背景，你能不能多谈一些？
张宝瑞：应该说，我6岁到22岁时的旧居北京东城喜鹊胡同10号大院对我的创作影响非常大。这是一个充满神奇的地方。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就是在十号大院里度过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那里正是我创作《一只绣花鞋》、《绿色尸体》等一系列梅花党故事的源泉所在。十号大院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四合院，一共是三进院落，住着十几户人家。院子虽然只有十几户人家，却有三个精神病患者。他们一个属暴力型，那是一个工厂的女工，有人诬告她偷了工厂的布，实际上她没有偷，一下子就给刺激疯了，疯了以后经常在下雨天从屋里跑出来，拿着菜刀，见人就砍；我记得他梳着短发，两眼发直，冒着绿色的凶光，脸上长满了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