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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了意蕴丰富的希望。然而，从小说的内容来看，“河”绝对不是一种陪衬，“岸”也不是理所当然的主要表意部分。河与岸，在小说中成为有疆界的两个世界。
苏童成功地划出了这两个世界的疆界，但这两个世界都被库文轩虚妄的精神幻境笼罩，它带给库文轩的是不能承受之轻。生活在河与岸两个世界，库文轩始终站在一个亲人荣耀的光环之上，这个亲人是她的母亲——邓少香烈士——这个他记忆中不可能共同生活过一天的人，他对她怎么可能产生超越其他任何一个人的深挚情感？其实，他的荣耀（甚至当上了书记）在岸上来得莫名其妙，他被流放到河流的灾难便也来得莫名其妙。他从来没有为自己的“作风问题”反省过，但为了维护烈士母亲的荣耀竟肯自断尘根。
库文轩表现出的是偏执的“近乎病态的狂想”（普利策文学奖得主约翰·厄普代克描述对苏童作品的印象），库文轩失去了个体意识——这一切也可以归咎于特定环境中或许人不可抗拒，或许是群体放弃捍卫个体意识与独立精神，带来的恶果。于是，库文轩成为了守候在河与岸两个世界，最为不幸的人。库文轩守候在河与岸两个世界，而库文轩本人则是苏童给两个世界划出的一条界线。没有“库文轩意识”的存在，这两个世界便难以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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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河与岸：苏童划分两重天（2）
不可承受之轻使得库文轩不得不背上沉甸甸的纪念碑，方可自沉于河底。作为个体的他至死捍卫自己以及其时集体虚拟的，对立的两重天。库文轩曾在河里获得过生机——母亲遇难后装着他的箩筐随潮水漂走，他因此与神话挂钩——鲤鱼在河中托着他，库文轩便是在这种带迷信色彩的精神环境中长大的。这样看来，或许库文轩一代和“库文轩意识”的悲壮谢幕，正是中国社会祛魅的兆征。
李某认为，该小说用第一部分《儿子》的第一句（也是仅有的一句）“一切都与我的父亲有关”，给《河岸》定调的同时便已经给世界划出了疆界，此外，还暗示了自己小说的表达方向——以个体意识为标准来划分两重天。库文轩是烈士邓少香的儿子；库东亮是库文轩的儿子，两代“儿子”是两代人。库文轩丧失了个体意识，而库东亮并没有丧失个体意识，他们生活在一起，共同亲历了磨难。故事的叙述者库东亮一句“一切都与我的父亲有关”将“我”划进故事的同时，也将“我”划到了旁观者的席位。
作品以人伦关系作为故事发生的起点，以人的个体意识作为新标准，以通透的“没有什么可抱怨”（见苏童小说第二段）作为叙事的情感基垫。《河岸》传达的重点将不再是反思，不再是批判，是具备大胸怀之后用个体意识、个体的担当来看待历史，正视我们曾经存在的生活，用健康的心态构建我们民族志学中遗缺的一页。
《河岸》告诉我，中华民族是我们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为本民族，自己所在的时代负责。再次默念小说的第一句“一切都与我的父亲有关”，发现小说的叙述者“我”（库东亮）和历史保持了亲切的距离，五味杂陈，但毫无怨尤。是的，“没有什么可抱怨”，因为，那“一切都与我的父亲有关”。
我隐隐作痛，意识到《河岸》容纳的是我们民族，曾经生活在虚妄和迷狂状态下的许多人——他们的一段历史或他们的整个世界。
最后我想说，《河岸》是一部可以一句一句读的作品。每一句话都饱含能量，不准确的比方是把它们称为居里夫人提炼的铀，或许《河岸》将以原子弹的形式在大脑中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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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河岸》：混乱如迷的历史和现实（1）
《河岸》：混乱如迷的历史和现实
宋 强
面对历史和现实，我们往往面临表达的困惑，不得不借助隐喻企图更深切地加以触摸。苏童选择的是“河岸”。“河上”与“岸上”针锋相对地存在着，“河上”的“一小撮人”是非正常的、落后的、有历史污点的，“岸上”的广大人群是正常的、优越的、没有“污点”的；“河上”的人整年漂泊，习惯了被隔离、被排斥，像麻风病人一样被排挤，偶尔双足踏上久违的土地甚至会“晕岸”，踏入“岸上”人的地盘还必须接受监督，连岸上的乞丐都可以盛气凌人地对他们指手画脚。“河岸”是两者的分割处、交界处，也是爱恨情仇集中发作的绝佳场地，于是，历史的谜团、现实的芜杂在“河岸”纷纷上演。
“我父亲曾经是邓少香烈士的儿子”，当父亲是烈士儿子时，他是书记，“我”是书记的儿子，而当历史被重新描述父亲不再“担任”烈士儿子时，书记成了发誓永不上岸的“河上”人、鱼人，“我”则成了“空屁”，“比空更虚无，比屁更臭”。这显然是对那段非正常年代的隐喻，值得注意的是，故事的时代背景一直延续到80年代，“河上”人的被离弃状态其实一直存在着，甚至到现在，它仍然壁垒森严地矗立在人们内心，“河上”与“河岸”的对立是时代的顽疾。
造成这种离弃状态的原因是混乱如迷的历史与现实被无序地操纵。“历史是个迷”，这是书中不断强调的判断，一切人的宠辱悲欢得意失意都与邓少香烈士的历史有关。苏童用看似随意的几句话点出了历史本身的混乱，“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传奇，邓少香的传奇扑朔迷离。”邓少香真正的面目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如何对她进行塑造，那些关于她私奔的、好高骛远才去闹革命的说法“严重玷污了女烈士的光辉形象”，于是专门召开批判会肃清流毒。出于现实的需要，传说中她放在篮子里逃脱一命的婴儿被找到，“我”的孤儿父亲摇身一变成为库书记。而很快，历史被重新翻出，搭救库书记的封老四原来是土匪，一个假设很快流传，封老四之所以指认库书记就是烈士儿子，目的在于“用狸猫换太子的手段，蒙骗组织，让自己的私生子冒充了女烈士的后代。”又传出，得以确认烈士儿子身份的屁股上的鱼形胎记并不是库书记一个人独有的，傻子扁金同样也有，对鱼形胎记的盲目崇拜虽被称为唯心主义，但它掀起了探究亲朋好友胎记的狂潮：“在油坊镇的公共厕所甚至僻静的街角，你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男孩们褪下裤子，撅着屁股，认真地比较各自屁股上的胎记。”盲众的暴民心态和对权力的渴求恶化了历史和现实的混乱。要做烈士儿子的大有人在，学校的某老师，广播站的某记者，烈士后代可以享有的种种权力、现实利益像一个巨大的吸盘，吞噬着人的良心。
当这段历史不再需要时，烈士的光环顿时消失，烈士牺牲的标志性地点棋亭被拆掉，纪念碑被遗弃。最终，谁也无法确知历史的真面目，人们的探究行动早已变成窥私欲望的发泄渠道。
其实，历史的真相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的是操控历史、掌握历史话语权的力量在如何对待历史，它的喜恶足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它很轻易地操纵群众的心理，让他们变得痴傻、疯狂、残忍。它也导致个人的异化，尊严丧失、性格扭曲。库书记至死不渝地认为自己就是烈士的儿子，根本原因在于他无比渴望这种身份带来的好处。权力让他有恃无恐地放纵欲望，烈士儿子身份的丧失伴随着权力的丧失，失去身份和权力的库书记，自虐般地将原因归结为个人身体欲望。他严密地监控儿子的身体：“我”青春期的性冲动被父亲认为是罪恶的，因为父亲认为它导致了身份和权力的丧失，他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着“我”，对“我”正常的生理现象痛加责骂，他在肉体上虐待自己的同时也在精神上虐待儿子，他试图通过自虐洗清“罪恶”。可悲的是，他至死也没有意识到造成自己悲剧的真正原因，终身停留在权力丧失的悲痛和再度掌握权力的妄想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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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河岸》：混乱如迷的历史和现实（2）
小说结尾“我”拖着纪念碑行走的场面很精彩，“我”虽然怀疑父亲并不是烈士的后代，但却不能忍受众人对烈士的遗弃，不能忍受棋亭被拆，不能忍受纪念碑上落满污秽�